近日，备受关注的缅北战事胶着陷入拉锯。对中国来说，缅北局势直接关系中缅边境安全，以及中国在西南的地缘政治利益。1948年缅甸独立以来，一直存在多股地方武装，而且多集中在缅北地区。事实上，这一地区的割据由来已久，历史上与中国的关系也错综复杂。

其中，乾隆朝的中缅战争虽列入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却是颇有争议的一件，就是乾隆本人也说过，“五十多年八桩战事，就征缅这桩不算成功”。然而，这场战争的结果对近代中缅边界的判定颇具意义。

2014年9月，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乾隆朝中缅冲突与西南边疆》。该书作者杨煜达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杨教授是云南腾冲人，那里靠近中缅边境，生活经验和学术兴趣使他对缅北地区的历史冲突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近日，杨煜达接受记者采访，讲述缅北冲突频发的历史根源以及乾隆帝“十全武功”之“征缅甸”的前因后果。

澎湃新闻特约记者 张宁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杨煜达

澎湃新闻：缅北冲突频发的历史根源是什么？

杨煜达：就缅北现状来说，其历史来源非常久。

从缅甸的角度来说，从北部的克钦邦到掸邦是缅甸北部和东北部的高原地区。然而，缅甸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是中部的曼德勒平原，就是伊洛瓦底江中部的平原地区。历史上，缅北高原实际上变成了云南高原向缅甸中部平原过渡的一个阶梯，这个阶梯是新兴的缅甸王朝要争夺的地区，也是中国的中央王朝或者地方政权努力要控制的地区。

缅北行政地形图

澎湃新闻：具体讲来，缅北地区在中缅历史上有怎样的记载？

杨煜达：在中国史书中关于缅甸最早的记载，我们叫它骠国，这是在魏晋时期，记载有骠国进贡，所以唐代宫廷音乐中有一部是骠国乐。但是在缅甸自己的编年史里，在此之前它还有很多王朝，问题是这些历史都是后来追记的，那么，这段历史到底怎么回事就不是很清楚。实际上早期的缅甸王朝，它的影响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中部地区，对北部山区的影响相对有限。

缅北地区涉及中缅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东汉时期设立了永昌郡。永昌郡的设立对中国、缅甸和印度的交通及经济文化的交流影响很大，它是西南丝绸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

永昌郡具体在哪儿？学界尚有争论。谭其骧先生主持的历史地图集把它定在保山金鸡村，是根据传说所定。方国瑜先生把它定在施甸，我觉得在位置上可能还是有点偏。近年考古普查说现在保山城汉营有蜀汉前后的遗址，这个遗址规模不大，发掘程度不高，但我认为可能就是永昌城。

在东汉时期，历史记载说在永昌做官可以“富及十世”，因为当地产珠宝，玛瑙，还有各种各样的民族；根据上报的人口数字，永昌郡是全国第二大郡。永昌郡人口为什么这么多？前人研究都认为是此地与其他地方的统计口径不同，南中（今天的云南、贵州、四川西南部）几个郡中最繁华的当是滇池周围，即当时的益州郡，而益州郡统计的人口数量不足永昌郡的10%，想益州郡统计的可能是汉族人口，永昌郡的人口数字则包括了投附民族的人口。按照方国瑜先生的看法，现在缅北的很多地方是永昌郡管辖的，不过，这一说法现在还不是定论。

澎湃新闻：中缅之间，在缅北地区更为确实的冲突关系发生在何时？

杨煜达：比较确定地，对这一带进行管理的是南诏和大理。

八世纪中叶南诏建立，八世纪后期它突破了吐蕃对它的束缚，到和唐王朝结成同盟关系之后，也就是在国王异牟寻的时代，南诏有一个大扩张。《蛮书》有南诏远征骠国的记载，说它向南打到了海边。我认为这个时候南诏至少对这一带有相对间接的控制，骠国，对南诏维持着某种朝贡关系。甚至不光是缅甸这一块，包括泰国中南部一些小的王朝实际上也对南诏大理维持着某种朝贡关系。

南诏太和城遗址

到了南宋时，忽必烈为征服南宋，迂回而行先打垮大理，在这里设置了云南行省。之后蒙元帝国和缅甸王朝发生了冲突，导致中原王朝对缅甸的第一次大规模征服，这次征服使缅族建立的第一个王朝——蒲甘王朝被摧毁，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这之后，元朝在缅北地区，包括中缅边境地区就建立可若干个掸族和傣族的土司政权。

其后，明王朝完整地继承了元朝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明初在这些地方设立了九个宣慰司，包括了泰国北部到缅甸中部、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这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是麓川政权的兴起，麓川的核心地区就在现在的瑞丽，这个政权的兴起导致了明王朝对它的三次大规模征伐，战争大多发生在现在的中缅边境地区。

关于这次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史书讲是因为麓川向内陆扩张，缅甸史书则同时记录了麓川政权向缅甸一侧掸族土司地区的扩张。大规模的征伐肢解了麓川政权，其政治后果就是缅北和云南边境地区的傣族形成了若干个互不隶属，相互之间有联系又有争斗的土司政权，这就导致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一种分割的状况，成为若干个大的政治势力之间的一种过渡区域。

麓川政权实力很强大，明王朝将它肢解，分割成若干土司之后，它还几次入侵缅甸的腹心地区。到十六世纪中期，缅甸兴起一支势力，产生了两位非常伟大的君主莽瑞体和莽应龙，他们统一了缅甸中部，建立了缅甸的东吁王朝。

莽瑞体和莽应龙是两位君主在中文里的名字，相应地，他们这支势力在中国被称为东吁宣慰司。这里就涉及一个政治制度史的问题，明朝设立这些宣慰司起什么作用？明朝对于这些宣慰司的管理和内陆的土司相比有无异同？

东吁王朝建立之后第一步要征服的是南部孟族的残余势力，就是南部沿海地区；在这之后就要处理北部的掸族土司。我有一个比喻，缅甸的中部就是它的黄河流域，缅甸南部就是它的长江流域，统一了这两个地区转过来就一定要打“蒙古高原”——掸邦就是蒙古高原。因为一旦掸邦强大，从掸邦居高临下冲入缅甸腹心地区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从缅甸王朝的角度来讲，掸邦高原是势在必争的。

明朝和缅甸对这一地区的争夺持续了半个世纪，一直在战争，但大部分时候中国军队并没有出境，而是当地的土司在和缅甸在打仗，只是当战争打到了今天的德宏州、保山市一带，明王朝才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反击，将它们打到伊洛瓦底江以西。在争夺的过程中，缅北就基本形成一个稳定的局面，也形成了中缅之间大体稳定的国境线——比现在的国境线靠外一点，但不是太多。

边境稳定下来之后形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包括木邦、八莫、孟养这些土司，它们承认自己是明王朝的宣慰司，但实际控制它们的是缅甸；在中国境内的一些土司对缅甸有某种臣属关系，但实际控制它们的是中国。就是说，中缅边境既有泾渭分明的一面，也有政治模糊的一面，这就是我书中介绍的“花马礼”形成的背景，也是明末清初中缅边疆北部地区的历史背景。

澎湃新闻：清初，中缅关系在这一地区是怎样的情形？

杨煜达：清初吴三桂追击永历皇帝，率兵进入缅甸，缅甸把永历皇帝交出来之后，两个国家就没有正常的政治往来，但是经济交流非常频繁，远远超过以前。

我们知道西南丝绸之路开通得很早，但是这条路上物流量实际上是不大的，因为交通条件十分困难，只有价值特别高的珠宝、丝绸等类商品才得以在这条道上流通。到了清初，这种贸易完全变化了，有大量云南内陆汉人到木邦等掸邦高原地区种棉花，又有客商将棉花带回云南。因为云南本地不产棉花，棉花就变成中缅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产品，贸易量非常大。而内陆大量的丝制品、铜铁金属和各种日用百货也大量进入缅甸，可以说，双方的经济往来直接影响到了滇缅双方人民的日常生活。

和顺古镇。和顺是云南的第一侨乡，明清时已有许多和顺人往缅甸经商、谋生。和顺商人在中缅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雍正时期有记载说，缅甸王朝误听谣言以为清王朝要收回木邦，于是就闭关不让云南内陆人过去种棉花，然后云南的棉花价格飞涨，老百姓就缺少衣料可买。可见，双方的交流已经远远超过过去以奢侈品为主的贸易。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是，从明代开始大批内陆人到这个地方来开矿，主要是银矿，比较著名的大矿有茂隆银厂、波竜银厂，后来英国人也在波竜银厂大规模开采，这里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含银铅锌矿。我曾经对这里的银产量做过估计，欧洲专门做冶金史的专家讨论认为这个估计偏保守，依据他们的判断这里的银产量更大。这样的白银产量对中国的白银流通影响很大。所以，缅北地区的经济对西南乃止整个中国的经济都是有影响的。

澎湃新闻：那么，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边疆态势是如何被打破的？

杨煜达：十八世纪中期，按照缅甸的说法，东吁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很腐败，任用非人，导致了缅甸的内乱。缅甸内乱首先就表达为民族战争，表达为孟族对它的反抗，并且也是孟族人最后攻占了缅甸的都城阿瓦。

在阿瓦被攻占之前，缅甸国王派了一个使团，由在茂隆银厂开矿的矿主吴尚贤陪同到北京向清廷皇帝进贡，表示臣服，但是这个使团还没有回到缅甸，阿瓦就被攻破了。此时清王朝态度很有意思，虽然说缅甸王朝已经前来投奔，但是清王朝采取完全的中立政策，包括缅甸的一个王子和王妃逃到边境——就是现在的瑞丽，要入境避难，北京表示不同意，这些人从此就没有下落了。

后来大规模战争的发生，缅甸军队几次进入内陆。起初双方发生冲突的原因是缅甸一方要求中国归还入境的难民，这要求不过分，但前提条件是这些难民愿意回去，难民中有些人是反缅的，他就不愿回去。

澎湃新闻：清廷为什么选择完全中立的态度？

杨煜达：缅甸内战是从乾隆初年开始，缅甸使团入京朝贡是在乾隆十五、十六年，缅甸王子要求避难的时间是乾隆二十年前后。当时清朝整个战略的中心是对付准噶尔，一方面是无暇顾及，第二个方面就是它对整个西南的战略态势是防御性的。即使是北方的压力减小，它也不愿意在这个地方轻易开启战端。尽管后来清朝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战争前期，它是不愿意这样做的。

而且，战争前期是缅甸王朝和不服从它的傣族土司在打仗。这里面的情况很复杂，缅甸会在土司政权中扶植亲近自己的势力做代理人，代理人和土司之间也会打仗；这些土司又会联合起来和缅甸王朝打仗，这就形成反复的战乱。乾隆二十七年以前，这些战乱基本没有波及中国边境，所以中国对这一地区也没有做出直接的反应。

另外，这与地方官员、封疆大吏的性格也有关系。当时云南的官员，包括总督爱必达、吴达善、刘藻这些人都不喜好边功，他们开边患的积极性不高。我在书中举了几个例子，一个是参加缅甸内战的桂家宫里雁，一个是积极防边的矿民集团的首领，总督吴达善把这两个人都处斩了，可以看出他不愿意惹事的心态。

澎湃新闻：既然如此日缅战争简介历史，中国最终是如何参与到这场战争中的？

杨煜达：中国是稀里糊涂被卷进战争的。

关于这场战争有两份重要档案，一个是《莽匪节略》，一个是《木匪略节》。当时清朝把骚扰西双版纳一带的人叫做“莽匪”，把骚扰孟定一带的人叫做“木匪”，清廷知道“木匪”就是缅甸王朝（注：缅甸贡榜王朝起家的地方叫木疏村，故称为“木疏夷”）；至于“莽匪”是哪一部分人，与木疏夷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没有搞清楚，清廷从上到下都不知道 “莽匪”和“木匪”都是缅甸王朝。真正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是在乾隆三十二年，这时战争已经打了几年了。

澎湃新闻：中缅之间进行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杨煜达：从当地关系来看，要分两个层次来讲。

一是王朝之间的关系。王朝之间实际上有清楚的势力范围，但是当时有一个矛盾就是“花马礼”（花，即花银，马，即马匹，也就是每年给缅甸送一定数量的以银和马匹为代表的礼物）的问题。

前述中缅之间有泾渭分明的一面，也有政治模糊的一面，一个表现就是中国的几个边境土司因为常受缅甸的侵扰，而不得不向缅甸缴纳贡税，即“花马礼”。对土司来说，这是花钱买平安。对此，清政府是知道的，但并不干涉。在清政府看来，虽然我不能禁止这些土司向缅甸缴纳“花马礼”，但是我对土司的重大事务有决定权，你缅甸不能干涉。然而，缅甸却有不同的认识。缅甸的国家领土观念发育较清朝落后，它还是传统朝贡、属邦观念，把向其进贡“花马礼”的土司看作是它的属邦，认为对其有一定的权力。

清代前期进贡“花马礼”的土司主要有两个：孟连、车里（今西双版纳）。问题是“花马礼”是缅甸东吁王朝强盛时期向北征服的产物，在东吁王朝覆灭后，这些土司已经停止进贡“花马礼”。缅甸新王朝要恢复“花马礼”，有的土司愿意给，有的土司不愿意给。其中孟连土司给了，但车里土司没有给，于是导致了缅甸对车里的入侵日缅战争简介历史，当然缅甸入侵车里也还涉及别的原因。

孟连金塔。孟连位于云南省西南部，是通向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门户。

但是后来缅甸要求征兵孟连，攻打车里，孟连拒绝，于是也起来反抗。从孟连的角度来说，可以花钱交“花马礼”，但是帮缅甸出兵打车里，就是形同叛逆，所以他理所当然拒绝，那么，就被缅军蹂躏。另外两个被缅军侵扰的土司是耿马和孟定，但这两个土司实际在清前期并不存在“花马礼”，因此当然拒绝了。

冲突一开始，云南总督吴达善不愿调绿营兵，仅调取文山的沙练和边境的厂练（银厂中的矿民自卫武装）去防堵；而当刘藻接任总督的时候，沙练、厂练已经不能抵御缅军，这才调绿营兵防御，战争于是全面升级。

澎湃新闻：王朝之外的另一个层次是土司？

杨煜达：对，还有一个是土司层面。

中缅之间一部分土司归缅甸，一部分土司归中国，但是土司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交织的，因为它们都是同等地位相互交往的，没有这么清楚的王朝认同，这些土司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交游圈。这个交游圈可以以欧洲中世纪的贵族来理解，比如中世纪的德国，德国由很多诸侯邦国组成，它们之间互相联姻、打仗。

西南傣族-掸族土司之间也是这样。土司可以娶很多夫人，但是只有掌印夫人有地位，这是傣族政治制度中很特别的一点。掌印夫人的权威特别高，子以母贵，只有掌印夫人生的儿子，才有优先的继承权。掌印夫人一定要找门第高贵的，为了显示门第高贵就会陪嫁很多东西，包括土地。所以，缅北的一些土地会在土司之间倒来倒去，也搞不清楚土地的具体流转，果敢地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至于王朝对土司的管理，乾隆年间这场战争结束之前，王朝主要管土司的继承（保证土司的合法性以防止土司内部的动乱）、土司对王朝应尽的义务，包括进贡和出兵等等。至于基层事务，王朝并不直接管。土司之间的往来，王朝也不完全知道，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如果内陆的两个土司把土地作为嫁妆陪嫁来陪嫁去没有关系，但边境土司之间的这种交往就有问题了。也就是说，至少在清代前期，王朝对边境上的这些土司的控制是不够的。

澎湃新闻：经过这场战争之后，中缅关系有怎样的变化？

杨煜达：战争结束，在乾隆中期以后，王朝越来越强调对土司下层土目的控制，把这些土目也变成土司，由王朝直接任命。这一方面可以分割土司的权力，另一方面可以对土司下层控制得更为具体，以前大的土司有一个府的面积，小的也有一个县的面积，后来就是要将其控制到一个乡的级别，通过这样逐步分割土司的权力，加强王朝对边疆的控制。

就中缅关系来说，经过20余年的冲突，清王朝和缅甸重新建立了宗主藩属关系。当然，这种友好关系是在按中国大一统观念建立的宗主藩属关系下实现的，即使在缅甸看来，它并不认为是清王朝藩属，但是中缅之间和平友好的关系一直维持下来，直到英军占领缅甸，对其进行殖民统治。

经过这场冲突，实际上双方建立了正常的对话机制。冲突结束以后，清方虽然规定缅甸十年一贡，但是，双方使节来往频繁，特别是以云南地方督抚名义和缅甸的交涉也比较多。这样双方的经济联系也就更加密切了。

同时，清王朝和缅甸建立的这种宗主-藩属的关系，在19世纪后期对中英之间的边界谈判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