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是晚清时传入我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石印是平版印刷的一种技术,已有二百多年历史,是德国逊纳菲尔德(1771-1834)于1798年发明的。其工艺是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然后覆于石面,再揭去药纸,涂上油墨,最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版也非常适合在宣纸上印刷,且版面能够根据需要随意缩放,大部头的丛书、类书体积因而大为缩小,一些稀见的字画碑帖、名人手迹通过石版影印,也得以化身千万,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体字,一般易于辨认。
早在19世纪初王太史百家姓光绪年印本,石印技术就已在欧洲普及。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在中国广州也出现了外国人张贴的用石版印刷的布告。可惜,石印技术仅火了半个多世纪就被后来居上的铅印技术所替代。不过,石印技术对中国印刷所起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石印技术的出现,我以为主要是解放了雕版印刷的劳动,由于用石印术印书,一可省去繁琐费时的雕版程序,二可降低成本,三是版面还能根据需要随意缩小放大,差错少,故一经出现,立刻就为国人所接受。自清末到民国,中国出现的大、小石印书局多达百余家,以上海为中心遍布全国。同治十三年(1874年),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附设的土山湾印书馆始设石印印刷部,用于印制教会宣传品。光绪二年 (1876年),创设申报馆的英国人美查在上海开设了点石斋石印局,开始石印图书和期刊,出版了《考正字汇》、《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点石斋画报》、《飞影阁画报》等。随后中国人徐裕子、徐润等于1881年先后开设了同文书局和拜石山房,专印古书王太史百家姓光绪年印本,如《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佩文斋书画谱》等。李盛铎创办的蜚英馆、凌陛卿开设的鸿文书局等许多石印书局也相继出现。
用石印方法印刷彩色图画以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鸿文堂五彩书局为最早,该局专印彩色钱票,经理是邬金亭。此后中国人魏允文、魏天生于1882年创设了中西五彩书局,专印彩色图画。富文阁、藻文书局及后来的彩文书局、崇文书局等,也经营彩印。俞复、廉泉等创办的文明书局,于1904年开设彩色石印部,印刷彩色课本、图画和地图,色彩鲜艳。中国图书公司也出版了彩色石印地图、教学挂图等。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采用直接照相石印法,次年又采用彩色照相石印法 (又称影印)。
从清末到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出现的大小石印书局多达百余家,石印印书局以上海为中心遍布全国。连古老的“校书如扫落叶”的席氏扫叶山房也不甘居人后,在上海、汉口、松江设立分号,引进石印技术,出版了像《册府元龟》200册、《佩文韵府》 200册、《太平御览》100册、《百子全书》80册等这样大部头的石印书籍。石印与铅印曾一度取代中国古老的雕版印刷而占居主导地位,但20世纪30年代以后,石印的地位逐步被更为完善的铅印所取代。
前面介绍了石印的发展历史,现在我们介绍下石印本的基本特点。我们以当前市面流通的石印本为例来做简要介绍,目前流通的石印本大多开本以32开为多,当然也有大开本的。32开石印本一般字比较小,一行内的字有些有三四十字之多,但是字迹非常清晰,看上去油光发亮,字体以手写体为主,这也是石印本的一大特点之一。纸张为降低成本一般采用廉价的机器纸,所以现在留存的大量石印本要长期保存的话还需要做去酸处理,不然有些石印书籍百来年的时间就已经很脆弱了,纸一碰就碎。所以我们从字迹、纸张就很容易能辨别出是否为石印本。
有些新接触古籍没有什么经验的朋友,也因为古籍的稀缺性,平时也难得真正的接触到真实的古籍实物,所以一开始有可能无法分辨一本书到底是木刻本还是石印本或者其他,下面将传统木刻本、石印本、铅印本、分别用图来做个展示,了解基本知识职之后以后可以在实践当中去细细体会。
《康熙字典》木刻本,清康熙内府刻本
《太古正音琴经》明万历木刻本
石印本内页
民国铅印本
当前市面还流通的量比较大的晚清民国时期的石印本古籍,热爱古籍收藏的新手朋友不妨从石印本古籍入手,其优势是价格相对低廉,也可以先从石印本上了解古籍的基础知识,譬如线装的装订模式,筒子页,页面的排版样式等等这些都是和传统木刻本是一样,先通过石印本找找感觉,然后有经验之后再去辨别明清木刻版本。当然这只是从收藏角度来看,手头拿到一本古籍,从学术性、资料性的角度来看,每一本古籍都是有无限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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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史研究》是由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管、中华书局有限公司主办的学术季刊,16开,192页,2015年8月创刊。在2019年3月26日发布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研究报告》中,本刊在新闻出版类期刊中,全文转载量名列第九,全文转载率名列第一,综合指数排名第三。《中国出版史研究》以“记载出版历史,探索出版规律”为宗旨,立足中国出版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史实发掘和史料整理,以历史上特别是近现代史上重要的出版活动、事件、人物、机构等为研究对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中国出版发展规律,为繁荣中国出版史研究、推动中国出版事业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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