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希特勒是奥地利人，却作为德国的统治者挑起了世界大战，那么他的母国奥地利在二战中充当了什么角色？加害者？受害者？抑或兼而有之？本文原题为《希特勒与奥地利人——在完全一体化与局部镇压之间》，作者阿诺德∙苏潘（ ），奥地利科学院院士，原奥地利科学院副院长，原维也纳大学东欧历史研究所教授；译者陈琛，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汉学系硕士研究生。本文是在2014年9月1日于奥地利科学院的学术报告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原刊于《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1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节选部分内容，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军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命令下攻入波兰，其中一部分军队（一支装甲师、一支摩托化师、两支山地师与三支步兵师）以奥地利人为多数。奥地利人继1914年后第二次与英法两国开战了，他们很快就以各种身份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一场世界大战的参与者。闪击波兰后，希特勒德国在22个月之内相继发动了十次“闪电战”：1940年初对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与法国，1941年2月出兵利比亚，4月和5月对南斯拉夫与希腊，6月22日进攻苏联。12月11日希特勒对美国宣战，甚至让“奥地利人”卷入了与西方超级强权的对抗。1943年7月意大利也沦为战场，1944年9月战火烧到了匈牙利。

作为陆海空三军还有党卫军的指挥官与士兵，奥地利人参加了上述所有的军事行动。整个战争期间，有超过130万名来自“东方边区”（现在的奥地利）的成年男子与少年投入了战斗，其中的24.7万人在欧洲与北非的各大战场或大西洋与地中海的洪流中丧生。

对于战后奥地利的社会而言，战争带来的损失几乎难以衡量。除了阵亡者，还有17万终身残疾的重伤员，再加上数十万战争遗孀与战争遗孤，他们作为战争的受害者在战后必须得到照料。尽管在东线和其他战线损失惨重，尽管有很多医护专列从东部驶来，尽管盟军在1943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的《莫斯科宣言》中声明将重建奥地利，多数奥地利的士兵还是战斗到了1945年5月初德军投降。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他们被纳粹的宣传蒙蔽了。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保卫欧洲免遭“野蛮的东方（等同于布尔什维克）”入侵，这也包括在被占领的南斯拉夫与游击队作战。他们希望与亲密的战友一起回到奥地利的家乡。大约50万人最终被盟军俘获。尽管当时存在若干带有一定地域歧视意味的嘲讽（“帝国德意志人”“普鲁士人”“德国佬”和“东方边区人”），但德奥士兵的参战意愿并无明显差别。奥地利的军官和士兵无疑也是众多战争罪行的参与者——特别是在苏联、南斯拉夫（克拉列沃与克拉古耶瓦茨）、希腊（卡拉夫里塔）与意大利（马尔扎博托）。

阿道夫∙希特勒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合并思想的来源

1918—1919年前后出现的合并思想一直活跃在众多德国与奥地利政治家、外交官、军官、教授、教师、公务员、律师、医生、经济界人士、工程师、记者、作家和艺术家的头脑中。1928年7月的德意志歌唱节就是对此的明证之一。在弗朗茨·舒伯特（Franz Peter ）逝世100周年之际，13万名来自德国与奥地利各地的歌手乘坐彩车穿行于维也纳的英雄广场与环形大道。70万人目睹了这一盛况。在时任奥地利总统的米夏埃尔∙海尼施（ ）看来，这一“歌手组成的军队”正是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象征。柏林的《沃斯报》（ ）则认为，歌唱节是“来自整个帝国的德意志人向属于德意志的维也纳致敬”。

然而，当柏林与维也纳在1931年3月19日决定“整合德国与奥地利的关税与贸易政策”，在巴黎、布拉格、罗马和伦敦掀起了愤怒的浪潮，特别是法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府感觉受到了“德意志修正主义”的挑衅。通过国际联盟的最高委员会，这个问题最终交由海牙的国际法庭裁决，后者以8比7的投票结果通过认定：德奥关税联盟虽然没有违反《圣日耳曼条约》对德奥合并的禁令，却违反了1922年《日内瓦协议》的1号记录。这一裁决激怒了德国与奥地利的舆论，损害了分别以海因里希·布吕宁（ Brüning）和卡尔·布莱什（Karl ）为首的德奥两国政府，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以下简称纳粹党）赢得1932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以及下奥地利、萨尔茨堡与维也纳三个联邦州议会选举创造了有利条件。1934年共和保卫联盟发动的二月起义以及政府军对他们的镇压也帮助了纳粹党人。然而，由于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 ß）在奥地利纳粹党人发动的七月政变（希特勒部分知情，后以失败告终）中遇害，使希特勒对奥地利选民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暂时中止。不过，1935年1月萨尔区全民公投的成功旋即打破了这一局面。

尽管德国与奥地利在1936年签署了《七月协定》，抑或正是因为有这个协定，奥地利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没预料到，希特勒早在1937年11月5日就告知帝国战争部部长、外交部部长与陆海空三军最高统帅，他要“征服”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也许就在1938年将采取行动，如果那时法国陷入了一场同其他国家的战争。“通过兼并捷克与奥地利取得的粮食足以供给五六百万人，前提是采取强制移民措施，从捷克迁走200万，从奥地利迁走100万”（除了犹太人，尚不清楚希特勒在此还指的哪些人）。“将两国并入德国可以从根本上减轻我们的军事压力与政治负担。边境线变得更短更理想，武装力量可以解放出来用于其他目的，还有可能成立新的部队，数量最高可达12个师，也就是说每100万居民就可以成立一个新的师”。希特勒的论据一是必须遏制德意志文化在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衰落；二是必须赢得“农业经济空间”；三是争取实现重要原材料（煤炭、矿石、纤维材料和食用油等）“有条件”的自给自足。总而言之：“为了解决德国问题，只有运用暴力这一条道路可走。这条道路从来就充满了风险。弗里德里希大帝为了取得西里西亚进行的战斗以及俾斯麦对奥地利与法国发动的战争在当时都面临着空前的风险，而普鲁士在1870年的迅速行动使得奥地利可以置身战争之外。”

合并的前前后后

1938年2月12日，希特勒在他位于贝希特斯加登的“鹰巢”严厉斥责奥地利总理库尔特·许士尼格（Kurt ）“背叛”了德意志人民。他要求大赦被逮捕的纳粹党人，任命纳粹党籍的维也纳律师阿图尔·赛斯-英夸特（ Seyss-）为内政部部长，还要求把奥地利的经济体系与德国合为一体。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扬萨（ Jansa）仍想通过武装抵抗来争取大国对奥地利的支持，但是大规模的纳粹示威游行爆发了，祖国阵线组织了反游行作为回应。

为了摆脱来自德国的压力，许士尼格宣布在3月13日就奥地利的独立举行“全民公投”。他预计可以取得65%—75%的赞成票。但是党卫军与冲锋队在维也纳与所有的联邦州首府大肆活动，并且每隔一小时就会从柏林传来一份最后通牒。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许士尼格被迫于3月11日晚上宣布，奥地利屈从于暴力。许士尼格不希望“德意志人的血”白白流淌，因而放弃了军事抵抗。就在当晚，奥地利总统威廉·米克拉斯（ ）被迫任命英夸特为新总理。

1938年3月12日下午，希特勒从他的出生地因河畔布劳瑙出发，开启了他的得胜之旅，德国大军紧随其后。他经过林茨到达维也纳，沿途有数十万上奥地利人、下奥地利人和维也纳人夹道欢呼。在军队进入的同时，奥地利纳粹党人攫取了一系列城市与联邦州的权力。希特勒在林茨受到热烈欢迎，他为此感到振奋，于是就在3月13日当晚接受了新内阁通过的关于“奥地利与德意志帝国再统一”的联邦宪法，并下令通过一部平行的帝国法律。奥地利确实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帝国的一个州。奥地利的历史似乎不可逆转地汇入了大德意志的主干道。1938年3月15日，维也纳的英雄广场上聚集了大约50万兴致勃勃的奥地利民众。希特勒面对欢呼的人群夸张地宣布：“从现在起，德意志人民最古老的东方边区应当成为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帝国最年轻的堡垒。”

13岁的维也纳中学生利奥波德∙罗森迈尔（ ）当时是一名许士尼格支持者的儿子，希特勒的讲话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所经历的1938年3月弥漫着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紧张气氛。数十万高呼“希特勒万岁”的人，加上那些被盖世太保迫害的犹太人与政治反对派，是这种紧张气氛的来源：

1938年3月11日的晚上，我像平时一样写着作业，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得到如此彰显的身份竟然可以制造出如此暴虐。我透过临近开普勒路的窗户可以看到法沃里腾大街，那里正有很多人打着旗帜与横幅向市中心走去。他们齐声高呼纳粹主义口号，其中有一句在后来不断地被重复：“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那些人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法沃里腾那个工人区吗？那是一条长长的队列，正在庆祝他们战胜了一个内部分裂的奥地利，而这个奥地利正在走向沉沦。

有不少人在“合并”的那几天就不得不躲起来。因为在德军开进奥地利的同时，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 ）已经带着他的爪牙降落在阿斯潘机场。他们立即开展工作，逮捕许士尼格政权的支持者、社民党人、共产党人和犹太人。秩序警察与盖世太保到达现场的速度比军队还要快。许多犹太人被纳粹暴徒虐待或施以酷刑。许多犹太人的店铺被洗劫。“追捕犹太人”为经济社会领域的不满情绪充当了“安全阀”。这种行为在奥地利这样的法治国家意味着文明的完全崩塌。

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 L. ）在巴洛克风格的卡尔教堂前碰到一群歇斯底里的暴徒，他还在克尔特纳大街目睹了青少年向犹太人的商店橱窗扔石头。另一名外国记者格迪（G. E. R. Gedye）在市中心见证了人群不断地呼喊：“打倒犹太人！希特勒万岁！胜利万岁！消灭犹太人！绞死许士尼格！赛斯-英夸特万岁！打倒天主教徒！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领袖！”就连德国人都开始对这种泛滥的反犹情绪产生了看法，这种情绪正是他们自己在奥地利煽动起来的。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内，奥地利的每个犹太商店都通过一个自我任命的纳粹委托人完成了“雅利安化”（ 的常用中文译法，纳粹用语，意为把犹太人的财产变成非犹太人即日尔曼人的财产）。1938年4月28日，柏林最终下令“登记犹太人的财产”。

维也纳大主教西奥多·因尼策尔（ ）向希特勒保证了奥地利天主教徒的忠诚，在1918—1920年间担任国家总理的社民党人卡尔·伦纳（Karl ）则通过4月3日的《新维也纳日报》表达了对“合并”的支持。作为1919年奥地利和平使团的领导人，伦纳认为“合并”是“对1918—1919年间的耻辱，对《圣日耳曼条约》与《凡尔赛和约》作出的切实赔偿”。很多奥地利人的感受显然同因尼策尔和伦纳一样。纳粹的宣传动用了一切媒介手段：招贴画、报纸、电影、音乐、灯光、色彩、图像、飞机、钟楼、礼花。普鲁士州的州长赫尔曼·戈林（ Göring）是3月11日最后通牒的幕后导演，他公布了一套针对奥地利的大规模经济方案。失去社保的人即刻被纳入失业救济范围，而拍卖禁令可以取悦陷入贫困的农业界。希特勒在4月3—9日进行了一次“东方边区之旅”，他在格拉茨、克拉根福特、因斯布鲁克、萨尔茨堡和林茨受到数十万人的欢迎，仅格拉茨一地就来了大约40万施泰尔马克人，在因斯布鲁克则聚集了大约15万蒂罗尔人。奥地利民众欢呼雀跃的照片和影像传遍了世界。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泰勒（A. J. P. ）对众人心态的概括在很大程度上是准确的：

对于“奥地利”的居民而言，希特勒在1938年3月占领维也纳意味着民族的解放；他们就此摆脱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遗存，与自己的民族国家团结起来。

1938年3月12日下午，希特勒从他的出生地因河畔布劳瑙出发，开启了他的得胜之旅，德国大军紧随其后。他经过林茨到达维也纳，沿途有数十万上奥地利人、下奥地利人和维也纳人夹道欢呼。

1938年4月的公投结果：奥地利被德国吸收

确实有99.6%的奥地利人在1938年4月10日投票赞成“奥地利与德意志帝国的再统一”，并支持“我们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单”。从那天起，在奥地利就一直存在讨论，究竟有多少奥地利人会在国际联盟监督下举行的秘密公投中由衷地投票赞成“合并”呢？可以确定的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投反对票（最受威胁的犹太人、虔诚的天主教徒、祖国阵线的骨干、君主主义者、共产党人、支持社民党的产业工人及其工会代表），加起来可能有100万人，而拥有投票权的人总共有400万。

与上述人针锋相对的是奥地利的纳粹党人，还有在思想上与他们极为相近的“大德意志人”，他们也要占到25%，甚至35%。因此，那些占多数的“不问政治”之人的抉择才是决定性的。他们与其说是支持纳粹主义，倒不如说是更认同“合并”思想。他们在1938年初把过上更好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德意志帝国身上，因为后者使得大规模的失业状况有了明显改善。纳粹主义首先俘获了来自所有社会阶层的青少年；因为至少在初期，纳粹主义宣扬诸如纪律、忠诚、服从与意志等价值观，以及通过“希特勒青年团”与“德意志少女联盟”这样的组织提供了一系列诱人的体育科技文化活动。另一个受欢迎的姿态就是将货币整合为2个帝国马克兑换3个奥地利先令，这清楚地表明先令升值了；要知道帝国银行给出的兑换建议本来只有1：2。奥地利纳粹党员的数量上升（截至1943年5月已有近70万人）也表明，多数人赞同希特勒的极权统治。很多奥地利的男性和女性还纷纷自愿加入或被征召进入其他纳粹组织，例如冲锋队、党卫军、纳粹机动车司机军团、德意志劳动阵线、纳粹医生联盟、纳粹公务员联盟、纳粹教师联盟、纳粹学生联盟、纳粹农民协会、纳粹妇女协会等等。

“合并”对国际法与国际政治意味着什么，美国的国际法专家查尔斯·范威克（ G. ）的判断很准确：

今天我们见证的不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惯常条约，甚至也不是影响奥地利主权完整的德奥同盟协定，而是奥地利被德国完全吸收了。奥地利从此成为德国的一个省。这个国家的名称起源可以追溯到10世纪甚至更早，如今却在国际法记录中消失了。

然而，国际社会勉强接受了“合并”，只有墨西哥与苏联提出了抗议。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Sir ）早在1938年3月17日就承认，希特勒只不过是铲除了1919年巴黎和会的最后一处不公。政务次官奥姆·萨金特爵士（Sir Orme ）则心灰意冷地断言：

德国枉顾国际法，用赤裸裸的暴力占领了奥地利，各个民主大国冷眼旁观。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这对于所有其他可能妨碍德国的小国都是一个警告，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奥地利共和国变成了“奥地利州”，从前的九个联邦州缩减为七个大区。1939年4月14日生效的《东方边区法》又将这些大区提升为帝国大区，由帝国总督和大区领导来管理。希特勒早在1938年5月就任命了7名奥地利纳粹党领袖为大区领导。直到格洛博奇尼克（Odilo ）因为严重腐败被1938年4月10日全民公投的组织者、普法尔茨人约瑟夫·布吕克尔（Josef Bürckel）取代后，“外来”纳粹党人在维也纳的存在才得到加强。但这个“啤酒桶”（维也纳人对布吕克尔的蔑称）在位时间并不长法国发动历史战争，1940年8月1日，他被帝国青年领袖、柏林人巴尔杜·冯·席拉赫（ von ）取代，后者一直对维也纳文化颇有好感。

1938年10月签署的《慕尼黑协定》将南摩拉维亚与南波希米亚地区共计33.5万居民一并纳入了上多瑙和下多瑙两个帝国大区，相关大区的领导人及其管辖的民众都为此感到欢欣鼓舞。类似情形也发生在1941年4月对南斯拉夫的战争之后，下施泰尔马克、梅扎河谷与上卡尔尼奥拉被纳入帝国大区施泰尔马克与克恩滕。当地的绝大多数居民是斯洛文尼亚人（至少有75万），无人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也绝不会同意。对于希特勒下令推行的强制日耳曼化政策，他们更是完全不能接受。

奥地利人还必须面对更多难堪的真相：1938年3月掀起逮捕浪潮以后，4月以来已经三次将政权反对者送往达豪集中营；对私人银行、企业与房地产实行“疯狂的雅利安化”（总共涉及单位7万个）；将皇冠、权杖等帝国的权力象征物从维也纳的珍宝阁运往纽伦堡；1938年10月希特勒青年团对大主教宫殿发起冲锋；11月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实施集体迫害，剥夺犹太人的职业和住所；1939年秋将首批犹太人运往位于总督辖区的隔都；希特勒与墨索里尼达成的协议，背叛了讲德语的南蒂罗尔人。这一切都没有动摇民众对“德意志民族的领袖与德意志帝国总理”的热烈拥戴。1940年7月德军战胜法国之后，民众对希特勒的支持达到了顶峰。直到1941年秋天，对苏联的战争导致东部战线的阵亡人数恐怖上升，特别是3个“奥地利”师（维也纳的第四十四、第一九七步兵师与下奥地利的第一〇〇轻装师）在斯大林格勒被围歼，而希特勒又在1941年12月对美国宣战，才使得多数“奥地利人”与德国人对希特勒非同寻常的崇拜降温。

1943年2月18日戈培尔呼吁进入“总体战”，意味着第三帝国的军事处境变得更困难了。尤其对那些收听“敌台”的“奥地利人”来说（纳粹党人也听BBC广播），这是再清楚不过的。尽管如此，广大民众对希特勒的忠诚并没有改变。1943年8月13日以后法国发动历史战争，维也纳的帝国电台用“布谷鸟鸣”向居民发布盟军空袭警报，清楚地表明了纳粹政权在空战中缺乏防御能力。仅维也纳一地就经历了55次空袭，造成8769人死亡；格拉茨、克拉根福特、菲拉赫、因斯布鲁克、诺伊施塔特、斯太尔、林茨与萨尔茨堡也经常被空袭，死亡人数总共超过了10000人。还有数十万因空袭流离失所的“帝国德意志人”（来自鲁尔区等地）被安置在“阿尔卑斯与多瑙行政区”，他们丝毫不能帮助提振士气，特别是那些来自柏林与汉堡的北德新教徒对“东方边区”的住所颇为不满。1945年3月12日星期一，盟军的空袭摧毁了国家歌剧院一带。外交家约瑟夫·申纳（Josef Schöner）在二战后的奥地利联邦政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把这一天称作“对于我们心爱的城市黑暗的一日”。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感受。

战争的残酷结束

随着红军从匈牙利西部向奥地利东部节节推进，1945年3月底以后，纳粹政权的暴力恐怖统治再度升级。为了组建“人民冲锋队”，老年男子与大男孩儿都被征召入伍。纳粹试图通过散布恐惧逼迫人们献出最后的忠诚。在“东南墙”修筑防御工事的匈牙利犹太劳工被迫开始了前往毛特豪森集中营的死亡行军。集中营的犯人、政治犯与战俘被有组织地杀害。纳粹的爪牙忙于搜捕隐匿的犹太人与政治反对派。大区领导席拉赫在维也纳实行了军事管制。流动的临时军事法庭判处数百名逃兵死刑。为了避免更多的伤亡与破坏，军队内部的抵抗者试图通过军事行动将维也纳和平移交给苏联，他们的努力宣告失败。

当地时间2015年5月10日，奥地利维也纳，民众造访前毛特豪森集中营，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在“第三帝国”崩溃之际，1915—1924年间出生的奥地利青壮年男子中，已有约三分之一死亡或失踪。数十万苏台德德意志人、匈牙利德意志人、多瑙德意志人与下施泰尔马克人，或是被驱赶，或是为了躲避红军，正在逃往奥地利的途中。“奥地利人”感受到了前线的逐步退缩，开始同纳粹政权拉开距离，并且认为那些纳粹党魁是战争和崩溃的罪魁祸首。盟军的宣传也促使各群体（共产党人、社民党人、天主教徒和君主主义者）与纳粹政权拉开了距离。红军的胜利进军鼓舞了奥地利的亲共产党力量，两个奥地利营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框架下得以建立。奥地利各地的逃兵数量都在增加，全无构筑“阿尔卑斯山堡垒”的样子。很多受害者都期盼着跟恐怖政权的执掌者与同流合污者秋后算账的一天早日到来，但后者中选择自杀的不在少数。最终是盟军迫使纳粹当权者缴械投降并踏上逃亡之路，将奥地利从纳粹统治下解放了出来。

希特勒与纳粹政权的极权统治体现了极权主义的领袖原则与领袖崇拜。它是一个军事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人民共同体”，导致了本国人民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持续堕落。它采用了史无前例的媒体操控手段以控制、动员群众，代表着不断升级的暴力运用与国家镇压。它对敌人（假想的或真实的）的排斥、告发与迫害有目共睹。它所推崇的“种族优越论”这一生物主义意识形态发挥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它本着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犬儒主义充分利用国际关系中的各种矛盾。它无视国际法，发动了残酷的战争。它对各民族肆意地进行了整体奴役与灭绝。德国人、奥地利人与斯拉夫人之间的纠葛由来已久（源自奥匈帝国、捷克斯洛伐克与南斯拉夫的过去），然而只有希特勒与他的随从做到了把各种不同的矛盾冲突捆在一起并将其激化为各民族或各族群整体之间的仇杀。

我们不应被持续发展的“现代性”（诸如汽车、装甲车、飞机与火箭等科技发明以及高速公路与发电厂的建设）所蒙蔽，如果没有纳粹政权，德国与奥地利的工程师一样会创造出这些科技成果。纳粹主义试图推行另一种激进的现代性。纳粹政权夺走了至少37.1万奥地利男女的生命。他们来自不同的受害群体：其中有24.7万名阵亡或失踪的士兵，65500名犹太人（多数在灭绝营被杀害），32000人死在集中营、监狱或者盖世太保羁押中（其中有大约七千名罗姆人），24300人死于轰炸，2700名抵抗运动战士被处决。这就意味着，从1938年3月13日到1945年5月8日，奥地利总人口的大约5.6%残酷丧生。希特勒最后留下的遗产只有毁灭：“没有任何建筑、任何艺术、任何政治结构或者经济模式，在道德准则方面最为稀少——简而言之，他没有为后世留下任何东西。”我们可以再补充一句：在人文、社会与文化科学领域也没有新的进展。生于1923年的社会史学家莱因哈特·科塞雷克（ ）是“战争世代”的一员，他在2005年5月提出一个问题：“虽然我们在欧洲拥有一段共同的历史，却没有共同的记忆，这一事实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对于这个问题，直到今天都没有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