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被意为“大道之源，群经之首”不仅他在时代上设为古老、更因为内容涵盖了“天道、人道、抵到”，亦既要在天地之间让人类安身立命。备受中外智者推崇，他包含着中华文化的精髓，凝结着远古先哲们的睿智卓识。

2013年8月17日，傅佩荣教授来昆明开讲，畅谈《易经》与人生的智慧，并接受了凤凰网和当地媒体的访问。傅佩荣教授认为，占卦不是算命，易经是古代帝王专用的智慧之术。“易”乃“变化”，人天天都在变，人类最直接、深刻的就是变化，我们要抓住变化的方向。可惜理性思考让人主观，主观有一种愿望，让你最后心想事不成，导致你忽略其他因素。当理性不能解决问题时，求助于卦象，也就是求助于超理性。

人在世间，常为变化所苦，在选择时也有一半机率犯错，奈何时光一去不复返，犯错之后再谋补救，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学到教训，这实在是生命莫大的浪费。傅教授表示，今日学习易经，在义理方面有两句话最具启发性，一是“居安思危”，一是“乐天知命”。

以下为采访实录：

记者：儒家，道家等几千年前的思想文化精髓对于当今社会发展的指导和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傅佩荣教授：传统文化能够影响当今社会，主要在于理念层次。文化是一个整体，但其内容仍可大致分为“器物、制度、理念”三个层次。就器物而言，今人胜过古人;就制度而言，现代也比古代更公平、更开放;但是，在理念方面则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三千年以来的大变局，既要接受西方的冲击，又要突破僵化的传统，以致在“选择”上的压力无与伦比。那么，如何选择呢?答案是就“中西文化”择其优而行。西方文化可暂不论，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需要重新诠释，使其再生活力。做到这一步之后，才可期望它对当今社会有所帮助。

记者：《易经》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哲学，同西方哲学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傅佩荣教授：易经的宇宙观是“机体论”的，就是肯定宇宙万物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西方主流哲学从古希腊到近代，则是采取“机械论”宇宙观，认为宇宙可分为“物质、生命、意识、精神”等层次，彼此切割对立。直到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才有明显的调整与转向，逐渐体认了机体论的奥妙。但不能否认，易经的直观式智慧“重合不重分”，显示高深而朦胧的美感，缺少清晰的辩证及论述。

记者：中国现代教育体系并没有把国学作为重点学科来普及，导致很多人在这片知识领域完全陷入盲区，对此，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和建议?

傅佩荣教授：问题在于“国学”内涵的界定。教育界本身对此也没有共识。如果勉强建议，则在中小学不妨选择儒家经典，但立即面临“诠释”的难题。如果今日仍以朱熹的注解为本，则十分不宜。详情在此不及细说。到了大学阶段则选择道家经典。较无争议的是“文学”方面的资料，或许由此着手较为可行。

记者：从您对中国儒学研究来看，社会变迁如果不把希望寄托在政治变迁上，还可以从儒家文化的精髓里面汲取什么积极的东西?

傅佩荣教授：儒家重视政治，但从不忽略个人修养。《论语.为政》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孔子引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意即由自己在家中做到孝与悌，再推广于社会上。这即是人人皆可参与的政治。他还说：不然要怎样才算从政呢?政治是大的框架，自古以来一直在变迁中;个人幸福仍有自己努力改善的空间。儒家的“君子坦荡荡”不是很好的写照吗?

记者：结合当今社会生活现状，有一种说法是“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比如说个体缺乏工作机会，应该反思自己的失败，而不是思考社会经济机构和财产所有权模式。而有些人认为，首先应该考虑的是造成人们痛苦的社会大环境，想办法去改变它。在您看来，改变自身和改变大环境，哪一方面更迫切?为什么?

傅佩荣教授：依易经的说法，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乐天知命”。“天”代表大势所趋，所谓形势比人强，我们只有以积极而乐观的态度去接受;“命”代表个人的遭遇，我们要充分了解自己所处的具体状况，再由“德行、能力、智慧”三方面改善自己的条件。何者更迫切?答案很清楚。

记者：您经常往来与大陆同台湾之间,做过多次学术交流、演讲，您认为两岸对国学的态度算命和易经区别，以及这种态度所反映出来的文化氛围有什么不同吗?

傅佩荣教授：大陆对国学充满“寻根”的热情，最需要分辨传统文化中的优点与缺点，尤其是如何诠释国学中的精华，使其成为我们今人的心灵支柱。台湾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多，国学流于休闲品味的选项之一，谈不上什么热情。文化氛围需要沉淀，未来发展仍须再作观察。

记者：您最开始对西方文化感兴趣，在台湾念大学念的是西方哲学，在美国读博士念的也是西方的宗教哲学。但你在面对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中，最终却选择了传统国学。这种转变在中国很多学者身上都有发生，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或者是驱动力)是什么?

傅佩荣教授：我选择国学有两个理由：一是我若继续研究西方哲学，显然只能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不论有多少成绩，都难免有“为人作嫁”的感觉。二是国学是我们自己的传统，并且眼前最需要重新“理解”与“诠释”。这个大工程值得终身全力以赴。并且算命和易经区别，对西方文化有了基本认识以后，更容易分辨传统国学的优劣何在。人生能够完成的目标有限，这当然是一个。

记者：结合您在台湾教书的经历，您觉得传统国学教育在台湾大学生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年，国学普及度加大，随之也有越来越多质疑的声音，比如一些人觉得它已经沦为心灵鸡汤了。国学普及是否也在自我伤害?应该如何避免这样的伤害?

傅佩荣教授：国学在台湾已经成为人们建构自身价值观的“选项”之一，其影响力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不过，在休闲品味时能有国学这个元素，也可稍稍调节西化的冲击。其次，有关“心灵鸡汤”的质疑，别忘了，任何神圣的经典(如宗教经典)对一般人而言都可能产生类似的效果。重要的是：要由饮用现成的鸡汤，转成强化体质并自行觉悟人生的理念。这中间的转变过程是无人可以代劳的。

记者：您曾提到《易经》是国学阅读必修课之一，这个阅读的必要性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在很多人看来，它是用作算命之类的迷信行为，您曾在学术讲座中当场用筷子算卦，您对算命有怎样的看法，您信这个东西吗?

傅佩荣教授：易经有两个重点：一是义理，二是象数。义理可以总结为“居安思危，乐天知命”，属于儒家思想，但更为精炼与具体，并且更有针对性，如在什么卦，什么爻应采何种态度。至于象数，则如〈系辞传〉所说的，是“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当你四、五十岁以上时，没有老师与保护者可以提供指导，那么你在作决策时该怎么办?除了理性思维与专家意见之外，可以借由占卦请教祖先与神明。这是《尚书.洪范》所提及的天子决策时“五种考虑”之一。这种作法符合心理学家荣格(Jung)所谓的“共时性原理”，设法把握“有意义的偶然”，再参酌易经文本的卦爻辞来解释。我用筷子(古代为蓍草)算卦，只是参考古人所为。所占之结果是否准确呢?“占卦容易解卦难”，只要解卦的功力够，没有不准的余地。所以，也没有信不信的问题。

记者：您在微博上说过，“人心，如果不借力于书本，不借助于理想，下堕之势比西西弗斯的巨石更加迅速”，但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似乎理想与现实是对立的，书和理想主义都是过时产物了。是否可以说，如今的人心都呈“下堕之势”?

傅佩荣教授：“书本”所指为观念的来源;“理想”所指为人生的憧憬。今日除了书本，仍有许多观念的来源，只是较为零碎而混乱。“我们在信息中失去的知识，到哪里去了?我们在知识中失去的智能，到哪里去了?”诗人艾略特如此说。其次，现代人有无憧憬呢?有的，那未必是什么高远的理想，但仍可使人收敛身心、缓住下坠之势。人生常在“架漏牵补”中度过，直到自己觉悟应该认真看待一些东西，那时再谈书本与理想，希望不会太迟。

记者：“气功大师”王林事件前阵子引起很大的风波，很多名人都涉及在内。您认为,什么样的一种文化土壤或者社会氛围，会让人们对某类东西产生精神依赖，从而去信奉?您以前专门研究过宗教哲学，您自己也信天主教，您能说说“信奉”这个词背后的深层动机吗?

傅佩荣教授：人的生命有各种限制，但人又有各种欲望。这两者合在一起，自然需要“信奉”某种力量。有一个简单的原则：任何人都可能犯错，所以我不会信仰一个还活着的人。信仰的定义是“人与超越力量之间的关系”。所谓“超越力量”可以涵括超越界与超越者，而现实世界中的一切(连人在内)不在此列。既然信仰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信仰的效果在于“使自己超越提升”，摆脱身与心的欲望控制，再往精神层次(灵)去前进。

记者：曾有评价说，于丹在讲授《论语心得》时，忽视现实问题，对体制表现出极大地顺从和暧昧，于丹则认为社会有分工，今天不缺少犀利的批评者，她对自己的形象定位是一个女人，一个母亲，要用温暖的力量完成价值建立。同样作为国学普及者，您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傅佩荣教授：我的自我定位是“桥梁”，要使读者与听众经由我的介绍，自己走入国学的世纪，享受古人智慧的盛宴，然后大家以乐观积极的心态，携手迎向二十一世界的挑战。

记者：有学者指出，七十年来一切关于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其实都可以归结到一个，即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化怎样调整它自己以适应现代的生活，而绝不仅仅是旧传统的“复兴”。您目前所从事的工作，与中国文化重建有多大的关系?文化重建的根本是什么?

傅佩荣教授：文化建设需要“返古开新”。“返古”不能不分辨精华与糟粕，并且要重新诠释，因为二千多年的中国是帝王专制，这种体制下国学的理念难免扭曲变形。“开新”不能不参酌西方文化，因此，我们即将出现的新任务是：如何正确认识西方文化的理念?文化重建的根本是人心，要有自信、负责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