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涣

利涉大川

乘木有功也

61

中孚

利涉大川

乘木舟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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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济（六三）

利涉大川

看到如此材料，想必会问：《易经》中为什么出现如此多次的“涉大川”？为什么《彖传》对同样的“利涉大川”的阐释却没有一处相同？为什么会做出如此的阐释呢？他们之间是否有联系?有何联系?本文试图对此回答。

一、解读《易经》的“涉大川”

我们都清楚《易经》本是卜筮之书，在卜筮之书中出现了12次“涉大川”，这能说明什么呢？

《易经》是用来记录人们占卜结果周易哲学思维方式，出现了12次“涉大川”，说明了当时的人们占卜的事情中一定有占卜是否可以“涉大川”的事件，而且是经常占卜这件事，才可能使《易经》中出现如此多次“涉大川”词组。那么人们为什么要经常占卜“涉大川”？只有知道当时的水利交通情况，才能很好的回答。

在《易经》中提到的水利交通工具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游泳，这应该是最原始的渡河方式。在《易经》的《大有》上六有“过涉灭顶，凶。”这种不用借助其他工具的渡河方式,是人类自身能力的体现.也是最危险的一种。

第二种：牛车或马车。也就是说与当时的陆路交通工具一样。《周易》中的陆路交通可以从“乘马班如”（《屯》）、“大车以载有修往”（《大有》）以及“见舆曳，其牛掣”（《睽》）推断出是牛车或者马车，也可能是牛、马本身。而在水利交通方面提到的只有“曳其轮，濡其尾，无咎。”（《既济》初九）和“濡其首，厉。”（《既济》上六）。由此可以判断当时的牛车或者马车同时也用于水利交通。

第三种：挖空的葫芦。在《泰》九二出现“包荒，用冯河，不遐遗。”包荒也就是挖空的葫芦。这个工具在《易经》提到的水利交通中是最先进的。

《易经》中提到的水利交通只有这三种方法。我们很清楚这三种方法还是相当落后的，特别是当面对水深或者水流快的大川，这种渡河方法是具有极大危险性的。

那么是否有可能是当时有更加先进的水利交通工具而《易经》没有记载呢？这种可能性不大，假如存在先进的工具，人们渡大川时没有多大的危险，相信人们就不会经常去占卜“涉大川”的事件。人们需要占卜的事件往往是自己没法把握的事件。若可以自己把握事件，就没必要去占卜。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在《易经》时代，人们渡河还是一件具有危险性的事情，人们主要依靠游泳、牛车或马车、葫芦等落后方式来渡河，而重要的水利交通工具如桥和船还没有出现。这些相对落后的水利交通方式，在人们需要“涉大川”的时候，往往无法保证人们的生命安全，因此，每当人们要“涉大川”的时候，就会去占卜，希望可以从中得到启示，以求自身的生命安全。也可以得到心理安慰.

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这样思考：《易经》写作时间是舟辑和桥产生以前，在人们用相当落后的渡河方式的时候，具体的说也就是用游泳、牛车或马车、葫芦来渡河的时期内。

同时，也完全可以认定《易经》的写作地点应该是有大河的地方。我们都清楚古时候人们的迁涉并不是很经常，同时信息之间的传递跨度空间不可能很大，而《易经》如此关注“涉大川”问题，有理由认定它是在有大河的地方写作的。

二、解读《彖传》对“涉大川”阐释

对于《易经》中同样的“利涉大川”，《彖传》的阐释却没有一处相同的。这些阐释为什么不同，它们之间是否同时存在一定的联系呢？假如仅仅认为由于“涉大川”处于不同的卦辞之中，必然会产生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回答是不够。若结合具体的阐释内容来分析阐释的差异，就会惊奇发现：

（一）《彖传》上、下篇的阐释所体现的思维特点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彖传》的上篇对“涉大川”的阐释具体内容是“往有功也”、“入于渊也”、“乾行也”、“往有事也”以及“应乎天也”。很明显，这些阐释是有关“涉大川”的前因后果，而并非“涉大川”本身，即如何来“涉大川”。很容易可以得出这种思维特点是外向型的。它考虑事物时，是从事物与周边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来思考问题。它考虑的角度是事件的前因后果，关注的是事件的外部因素。

而《彖传》的下篇的阐释内容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木道乃行”、“乘木有功也”和“乘木舟虚也”。这些阐释关注的是如何“涉大川”的问题，而不再如同上篇关注“涉大川”的前因后果。我们也可以得出这种思维特点是内向型的。它考虑事物时，是从事物本身的内部矛盾来思考问题。它考虑的角度是事件的自身内涵，关注的是事件的内部因素。

由以上分析，我们很清楚《彖传》的上下篇之间的阐释思维特点是完全不同，上篇是外向型的思维，关注的是事件的前因后果；下篇是内向型的思维，关注的是事件的自身内涵。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二）《彖传》的所反映的写作时代也存在着上下篇之间的差异。上下篇所反映的时代不可能是同一时期。

在上篇中，对“涉大川”的阐释没有一处涉及到水利交通问题，更没有提及木舟等较先进的交通工具。对此的解释只能是当时还没发明木舟，或者发明了木舟，作者认为不值得提（木舟已经是很平常的工具）。

而下篇中，对“涉大川”的阐释却每次都涉及到木舟这样的水利交通工具，可以推断出下篇的写作时代一定已发明了木舟，而且应该是刚刚发明不久，才有必要如此突出木舟的作用（木舟在当时不太可能很普及）。

我们都清楚：越是在古代，一项技术的发明、应用、普及的时间越久，有时候是上百年的时间；同时越是在古时候，人类的平均寿命时间越短，有时候只有二三十年。因此很难相信《彖传》的上下篇所体现出的时代差别刚好被一个人同时所经历，除非《彖传》是一本“历史书”，才能更好的解释.

（三）《彖传》的上、下篇对“涉大川”的阐释同时也存在非常强的内在逻辑统一性。

综合《彖传》上下篇对“涉大川”的具体阐释内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人类关于渡河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

人类之所以要“涉大川”，是因为“往有功也”，但由于没有有利的交通工具，往往是“入于渊也”，于是人类认为只有“乾行也”才会顺利，但还是不敢轻易去做。往往是因为“往有事也”才去“涉大川”，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是“应乎天也”，才会顺利。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的知识也逐步增加。人类开始知道要“利涉大川”，只需要“木道乃行”。于是经过人类自身的努力，终于发明了木舟，知道了真正可以顺利渡河，往往是由于“乘木舟有功也”，人类并不满足于此，继续对木舟进行改进，终于可以“乘木舟虚也”。

这是对《彖传》对“涉大川”阐释的所有内容进行疏理的结果，不可能完全排除主观因素，但依旧相信这种主观因素还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我们不会接受阐释内容的逻辑一致性只纯粹属于偶然与碰巧，更相信的是《彖传》的阐释内容之间的非常强的内在逻辑统一性，是因为作者非常强的逻辑思维能力的有意或无意的体现。而且更可贵的是：这种高度的内有逻辑统一性是分散在对不同的卦辞的同一内容的解释之中。

既然《彖传》的上下篇之间存在思维特点的巨大差别，所反映的时代的巨大差异，又同时存在高度的内在逻辑统一性。那么如何解释？如何整合？

我个人认为只有《彖传》是一本”历史书”,同时写这本书的人是一位极聪明的人.他写的历史书是接着写,而不是照着写.能够把别人的东西完好无缺整合在一起.正如罗素之于,或许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能力比它还高.

只有历史书才能较好反映出时代不同，才能较好解释《彖传》上、下篇的思维特点和时代特点的差异。很难相信存在一个人可以同时写出完全不同的思维特点和时代特征的书来，而只有对历史书籍的编集而成的书才可能使它们较好并存在一起。

与此同时，要使编定的书能够具有如此高度的内在逻辑统一性，非《吕氏春秋》之流所能具备，此人必定具备非常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选编书籍的高超水平。

再者，参考《春秋》、《诗经》的写作特点和方式，以及《彖传》所具有的思想，同时解答人们一直以为《周易》出自孔子之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彖传》是孔子所编定的历史书。

当然，《彖传》和《春秋》、《诗经》的写作方式、写作特点、逻辑结构、思维特点的对比和分析，已超出本文所论述的范围。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们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与此同时，《彖传》的思想和孔子的思想同样具有一致性。本文只是从《彖传》的阐释“涉大川”的内容来反思《彖传》本身，对别的情况只能简单提及，不宜展开。

三、总结《周易》“涉大川”的解读

博大精深、玄奥神妙的《周易》给人以无限的启迪。有多少人的解读就会有多少种不同的收获。这《周易》中的“涉大川”也同样如此。本文区分《易经》和《彖传》的具体情况，分别用不同的角度来阐发其中的深刻内涵。

在《易经》中，“涉大川”如此频繁的出现，足以引起人们的关注。结合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特别是水利交通情况，可以知道《易经》中反复出现“涉大川”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也是当时社会现实所反映的结果.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每一时代的作品必然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同样我们也必须回到社会时代中去解读时代作品。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同样的,越是时代的,越是共同的.

《彖传》对“涉大川”的阐释，无疑有更多的内涵。思维的差异与逻辑的统一之间的完好整合，使人望尘莫及；外在的平淡与内在的协调的合谐一致，可见功夫之深。如此的思维方式周易哲学思维方式，如此的逻辑结构，使每一位后来者都值得深思.

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在“编定”别人的思想，特别是在《周易》研究中。我们的水平体现在“编定”的能力上。而《彖传》在这一方面一定可以给我们启迪和思考。

知识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知识背后的思维方式、逻辑结构；拥有知识，是值得高兴的，而拥有能创造知识的”知识”，更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或许这应该是《周易》中潜含的内在精华。即使无法达到，也应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主要参考文献：

1． 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4

2． 朱伯崑：《易学基础教程》，九洲出版社，2002.1

3． 蔡尚思：《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3

4． 金景芳：《学易四种》，土木文史出版社，1987.11

5．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华夏出版社，1995.1

6． 郑万耕；《易学精华》，北京出版社，1996.2

7． 冯友兰：《冯友兰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7

8． 姜义华：《孔子——周秦汉晋文献庥》，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7

9． 杜任之：《孔子学说精华体系》，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9

10．李申：《中国儒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2

文章出处：周易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