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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经验”研讨会观点综述

张亦珂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助理

2020年11月4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在北京大学北阁举办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经验”研讨会。来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等机构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整场会议分为两部分，先后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于铁军副教授、执行副院长关贵海副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副院长、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袁明教授分别致开幕与闭幕辞。与会学者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今年10月2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并就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形势研判、决策、危机处理、战争影响及国际反应等议题各抒己见，从学术角度总结梳理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宝贵历史经验及对处理当今国际问题的意义。

一、关于形势研判、决策与危机处理

有学者指出，当下急需探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两大问题。一是危机发生之后军事上进退的尺度与时机，主要体现在“三八线”问题上。当时美军如果不越过三八线，朝鲜战争可能只会是一场局部冲突，中方可能不会介入，但美军越过之后，战争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中国出兵是有充足理由的。后来志愿军越过三八线历史战争研究，美方的反应也十分强烈。二是谈判时机的问题。中方一开始没有接受由联合国斡旋的停战方案，而是在后来战局陷入胶着之后才寻求谈判，并依靠苏联援助提供的物质基础，开始“边打边谈”，这一过程中中方对敌我力量的判断及其认知背景值得进一步研究。该学者认为，这一谈判姿态的改变体现的是中方先后不同的战略目标，即从“保家卫国”转为试图彻底击败美军、实现朝鲜半岛统一。

也有学者从决策分析的角度指出，中美双方的误解使得中方的出兵不可避免。同时，该学者还强调，中国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决策有三大主要背景：冷战、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兴起，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美关系尚存在缓和的可能，而战争爆发之后，这样的空间即不复存在。在决策过程中，除外部安全问题需要考虑之外，中国领导人还有对内巩固政权的政治考虑。该学者还总结到，围绕当年抗美援朝战争的决策有两条值得学习的经验，一是在出兵前即设定采取军事行动的底线，决策有提前量，党内决策民主，利弊得失分析到位；二是在出兵后根据战局的变化，设置多种预案，做多方面的准备。虽然在战略管理方面也有一些可以总结的教训，但总的来说，当时中共领导人所具备的丰富的战争经验及较强的综合决策能力，保证了战略决策的可靠性。

还有学者认为，中苏结盟构建了一个“东方革命共同体”的概念，并对中国领导人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也因此，中方最初的参战决定并不完全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也受到了“革命共同体”理念的驱动。至于斯大林最初在援助中国出兵问题上的犹豫，一方面是不希望苏联卷入战争，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对中国领导人的东方革命雄心存有疑虑。作为总结，这位学者认为，抗美援朝战争主要有三条历史经验：首先，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要慎重行事，尤其是在缔结盟约这样的战略问题上；其次，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轻言战争；最后，设定好战略目标之后，不要轻易变动。

在讨论环节中，有专家指出，抗美援朝在当时是领导人权衡利弊之后的必然选择。美方严重低估了中方干预的决心，而中方则判断美方是想把战火引入中国，认为中美必有一战，无法避免。事实上，后来解密的美方材料证明，美国其实已经收集了足够的情报来做出中国要出兵的预判，但先入为主的错误认知使他们没能做出正确判断。

由此，该专家进一步强调了危机管理的重要性，提出危机管理需要有三大主要层面：第一，领导人要有危机管理意识；第二，要建立双边及自身的危机管理机制，特别是要能通过直接沟通机制释放出清晰的信号；第三，要增强能力，包括威慑能力、情报能力、谈判能力。从后来危机管理在越南及台海案例中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对中美危机管理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最后，该专家还指出，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主要以军事手段来应对重大危机，但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就再也没有与他国发生过大规模军事冲突，这是积极的现象。但同时，该专家也强调，除了危机管理以外，冲突管理的概念也很重要；即，当军事冲突已经发生时，我们应当如何管理？总而言之，我们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以及冷战以后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全面总结经验，充分认识到各时期历史条件的不同。

二、关于战争影响与国际反应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与国际反应，与会学者提出，我们应当思考一系列有关朝鲜战争正义性的问题。第一，如果朝鲜认为祖国统一战争具有正义性，为什么还要一直强调自己没有先动武？各国为什么要在意“谁先开了第一枪”？这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战争的正义性？第二，为什么要将参战的中国军队称为“志愿军”？这是不是在强调“志愿军”参战不代表这是中美或是中国与“联合国军”之间的战争？第三，苏联在1950年提出对“侵略”的新定义，是否与朝鲜战争有关？从现实意义的角度来看，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更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台湾问题的未来。

另有与会者指出，抗美援朝战争最后的实际影响远超出各方的最初设想。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冷战的军事化。作为一场地区“热战”的朝鲜战争是冷战的转折点，标志着冷战军事化进程的开始。从此以后，美国的遏制战略开始明确军事化，且开始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构建一系列双边同盟体系。第二，朝鲜南北分裂固化。当下朝鲜半岛问题大部分都源自朝鲜战争。第三，中美关系的转变。朝鲜战争意味着中美对抗的正式开始。此外，该学者还强调，朝鲜战争也是朝鲜半岛历史的一个自然延续，我们需要跳出冷战框架，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视角下来考察朝鲜问题。

还有专家表示，朝鲜战争也可以作为考察美国国家个性的一个案例，特别是美国的战略审慎。从这一角度上来说，美国的政治文化限制了其军事主义的倾向，避免了其在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等极端状况的出现。同时，也要看到各国战略文化的差别，比方说历史战争研究，苏联人将战略视为科学，而美国人将战略视为艺术。

也有学者提出，可以从平战节点的资源转换与战略评估、作战层面的军事创新、对当下的借鉴等三个层面来归纳总结抗美援朝战争在军事方面的历史经验。对美方而言，朝鲜战争初期的战况既说明了经济优势不一定能很快转化为战斗力，也暴露了美方在中方出兵问题上存在严重的情报评估失误。对中方而言，在运动战阶段，中方的兵力投放与后勤保障没能满足战局变化的需求。在军事创新层面，志愿军的运动战、志愿军依托坑道的阵地攻防作战等案例，都可以说是军事史上创新的典范。美军仁川登陆、美军司令李奇微从整体战到局部战的战法调整，在美国对外战争史上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创新。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对当下的借鉴意义，该学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大战略格局。在朝鲜战争时期，因为苏联是美国的首要竞争对手，所以大战略思维战胜了战区中心主义，没有扩大战争；但现如今中方已是美国头号竞争对手，双方进行冲突管控的难度明显上升。第二，战区地理环境及科技因素。朝鲜半岛的地形为中方提供了陆地上有利依托，并抵消了美军的海空优势；但现今中美冲突的主要战略方向都在海上，美方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且当下军事装备效能高、脆弱节点多，增加了大国战争的不确定性。第三，军备竞赛。在朝鲜战争中，苏联的军事援助部分保障了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但在如今中美竞争不断加剧的当下，中国只能依赖自身的创新和发展来缩小差距，不能指望外界的强大支援。同时，朝鲜战争也是大国军队建设的分水岭，质量效能型军队此后成为大国军队建设发展的导向。

在评论环节，与会学者就抗美援朝战争各方的伤亡人数，战争对主要参战方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有关那场战争的历史记忆如何塑造当前的战略认知，各方战争动员中的政治战、心理战和舆论战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强调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以及对于我们当前从事国际战略研判的意义。

在讨论会的书面闭幕词中，袁明教授回忆了她1986年秋天在北京大学组织“1945—1955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的情景。她说，朝鲜战争是当时会议上中美学者热议的话题之一。她对当时关于朝鲜战争问题中美双方的发言者陈小鲁和兰德公司研究员乔纳森·波拉克的观点及分析记忆犹新，并总结道：“研究朝鲜战争，研究抗美援朝战争，是因为这场战争在世界历史、国际政治、外交史、军事史等诸多方面，提供了教科书般的内容。这些内容以无数生命铸就。前辈鲜血浇灌的，应当是后代人生命绚烂之花。”

排版、编辑 | 李方琦 曾楚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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