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翻译理论及其发展史研究

王克非

摘要：本文认为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需要注意中外翻译理论发展路径、翻译理论发展同翻译史和主流思想之间的关联。作者尝试指出现代翻译理论发展的突破点。

关键词：翻译理论；翻译史；发展路径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翻译是一个很古老的活动，与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交流息息相关，但关于翻译的研究却并不是很古老的课题。自有翻译活动以来，有关翻译的认识和观点并不少，而从理论上对其进行探讨是现代学术担负的使命。

２０２０年度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围绕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对中国翻译论述进行梳理、阐释历史在于不断探索英语，理清发展脉络，无疑是有意义的。本文认为，通过课题的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分析，我们应能在翻译理论及其发展上看清过往朴素的认识，当今引进的认识，未来创新的认识。为此，我认为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进行探讨。

１．中外翻译理论的发展路径

人类文明、文化的发展往往伴随着翻译引介，从而能不断更新、不断丰富，如江河沿途吸纳涓涓细流，方能奔腾入海，有容乃大。中国从东汉佛经翻译开始的近两千年的翻译活动，延绵至今不绝，充实了中华文明。西方翻译史上从古埃及到古希腊、古罗马、阿拉伯，直至文艺复兴的欧洲，可见一条清晰的经由翻译而传承的文化发展路径。

在中外翻译活动开展的同时，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也在逐渐加深。从朴素的翻译观，到近代的翻译论述，再到当今层出不穷的翻译理论，我们可以梳理出清晰的发展脉络。

从西方古代、中世纪的翻译，包括亚历山大城七十子《圣经》的翻译、巴格达翻译院和托莱多翻译院，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大繁荣和文化大繁荣，涌现出西塞罗、昆体良、哲罗姆从语文和修辞视角讨论直译、意译或忠实与否等翻译与生俱来的问题，以及近代翻译中涌现出来的，德国施莱尔马赫、洪堡，英国德莱顿、泰特勒等翻译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基本上是翻译的语文层面的印象式的讨论，关注的是翻译的方法、标准、原则等。但现当代的翻译认识，从上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才具有科学意义上的理论性质，如雅各布逊、卡特福德等开创的语言学派， 奈达的动态等值的科学翻译观，赖斯、诺德的功能翻译学派，弗米尔的目的论，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图里的描写翻译理论，巴斯内特的翻译研究学派，勒弗维尔的操控论，以及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这些理论都尝试系统地描述翻译过程，探究翻译转换规律，认识翻译的语言转换之外的社会、文化影响，试图更充分地解释繁复的翻译现象，构建起翻译研究的模式或翻译理论的体系。

在中国，罗新璋先生（２００９：１ － ２０）提出我们自古以来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富有特色，独树一帜。这个特色就是从佛经翻译时期的支谦“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道安“五失本三不易”等“案本而传”的求信直译主张，到鸠摩罗什提倡“依实出华”的意译，再到玄奘“五不翻”等“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的所谓直译、意译兼顾的新译。近代西学东传以来，严复的“信达雅”影响最大，讨论最多，包括鲁迅、瞿秋白、林语堂、朱光潜等， 大多同意以信为主、达雅从属。现代翻译大发展后，傅雷提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的“神似”观。这也是莎士比亚戏剧第一个全译者朱生豪的观点，他曾说要“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钱锺书则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宇，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这就是其著名的“化境”说。据此，罗新璋（２００９：２０）认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渐次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罗新璋提出这个论断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当时，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翻译理论研究在国际上刚起步。我们可以从上述比较看出，中国古代以来的翻译认识与欧洲自古以来的翻译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有契合之处，即关注点多聚焦于翻译的方法、标准、原则，而现代翻译理论则是多学科、多视角、多元化的理性探究。中国现代翻译理论自上世纪８０年代起，走的基本上是对西方翻译理论加以引介、借鉴和运用的路子，因此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差异。那么自此，中外翻译理论是走向进一步的契合，还是会循着自己的传统，在久合之后出现分别的走向？中国为何没有像西方翻译理论那样逐渐从语言的分析开辟出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这些都是值得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深入思考的问题。

２．翻译理论的发展与翻译史和主流思想的关联

中国历史上的翻译高潮，大体可区分出起于东汉时期的古代佛经翻译，明末清初传教士与士大夫的科学翻译，１９世纪后半叶开启的西学翻译以及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风云再起的当代全方位翻译。这四大翻译高潮背后无不隐含着文化的渴求，表明翻译活动有其强大的内生动力，表明翻译会带来或引发思想上全新的认识，因此翻译理论的发展一般也会同翻译史和主流思想有着潜在的内在联系。

梁启超（１９９９：３７９７）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中指出：“翻译文体之问题，则直译意译之得失，实为焦点……新本日出，玉石混淆。于是求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之论起。然而矫枉太过，诘鞠为病；复生反动，则意译论转昌。卒乃两者调和，而中外醇化之新文体出焉。此殆凡治译事者所例经之阶级，一而佛典文学之发达，亦其显证也。”这段话，既可视为对历史上直译、意译彼此消长，交相为用的描述，也蕴含了翻译的认识同时代主流思想之间的关联。

继佛经翻译之后，明末清初的翻译以外来传教士同中国士大夫合作进行科学翻译为其代表性特征。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李之藻也在传教士帮助下翻译了第一本西方逻辑学著作《名理探》，并在译序中提出了“照依原文译出成书”的忠实翻译观，与其所从事的翻译多为科技类文本有关。

清末关于翻译的论述渐多。如英国的傅兰雅在其论著《论译书之法》和《论译书之益》中指出科技译名应统一。马建忠则在所著《拟设翻译书院议》中提出“善译”说。梁启超在《论译书》中论述了翻译内容、译名统一、翻译人才三个要点。更著名的是严复所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这一思想影响了几代人。后来的鲁迅、茅盾、陈西滢、贺麟、朱生豪、朱自清、朱光潜、傅雷、钱锺书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翻译认识，但也秉持了与前人相近似的思路。倒是郑振铎注意到国外的翻译认识，介绍了英国泰特勒的 “论翻译的原则”，并对之予以评点。

同时，我们也需注意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论述。如清代乾隆初年魏象乾所著《繙清说》，就是比较重要的翻译专论，所论主要是汉文和满文之间的翻译。如文中写道：“窃谓翻译之道，至显而寓至微，至约而寓至博，信乎千变万化、神妙莫测也。惟其变化无穷，遂有出入失正之弊，学者不可不审焉。夫所谓正者，了其意、完其辞、顺其气、传其神，不增不减，不颠不倒，不恃取意。”（转引自王若昭，１９８８：３１）所谈正是翻译的方法、要求、标准等问题。

上述这些理论或论述，与中国翻译史的发展是否吻合？各个阶段的主流翻译认识是否具有承继关系？与当时的社会文化、主流思想等认知范式有无关联、是否受其影响？这些问题我们还需更深一步地从罗新璋、刘靖之、朱志瑜等人所编的翻译论述文集中加以考察和分析，也可结合勒弗维尔的编著《翻译、历史、文化论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 Ｓｏｕｒｃｅｂｏｏｋ）等国外翻译论述来进行比较。

中国哲学史在学术传统上经历了先秦诸子学、 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近代新学和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重要发展阶段，表现出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颇相适应的特点，我们有理由相信，翻译理论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也会呈现类似的特点。

实际上，看重内容的翻译和看重形式的翻译，历来是翻译论述的焦点，而这在西方源起于语法学派和修辞学派的不同观点。在将希腊语经典翻译成拉丁语时，语法学派主张参照源语调整目标语句子结构，保留源语言的语句特点，修辞学派则认为重要的是源语的意思不是形式，即主张用地道的目标语翻译。千百年下来，进入现代，翻译研究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对等”“等值”与否，而发展到跨文化沟通和思想史意义上，注重译作在目标语文化中的传播和影响。历史表明，有时不忠实或不准确的翻译也有其跨文化交流上意想不到的效果。

有人对比了法国的翻译史与其文化史在发展上的契合度，认为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启蒙时代、浪漫主义都在翻译史上留下了印记。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翻译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再到改写的不同阶段，并呈现出借由翻译来创新语言和文化的需求。浪漫主义的现代是民族中心主义的翻译为主，在抵抗、融合中走向接受、创造。

３．现代翻译理论发展的突破点

研究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不一定要做理论话语建构，但应注重理论发展的关联点，包括港澳台和海外的相关研究，关键也不在于所收论述是否足够全，更在于比较分析后的洞察力。本文认为这项工作的重点有三：一是梳理自古以来的翻译认识；二是梳理当代中国学者的翻译理论建设；三是分析现代翻译理论发展走向。

中国的学问，传统上多为经验主义的，如中医理论就常被看作是不够科学的，经验主义的，尽管产生了《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等中医名著。翻译的理论也多是经验主义的，译者大脑的黑匣子无法打开，人们只能根据个体对翻译活动的认知来讨论翻译。从佛经翻译的众多译家，到与传教士合作的明末清初翻译家，再到近代严复、林纾等一大批译家，以及现当代无数的译家，其翻译的论述、观点，的确循着“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译论路径，也几乎全是依据其翻译实践（基本是外译中的翻译实践）立论。其实纵观国际上翻译理论的发展，也有类似的景象。这其中的思想内核、时代局限和认知特点，都需要深入的比较分析。

但中国当代的翻译理论研究，如同其他学科都同国际的学术理论引入密切相关，甚至是受其影响发展起来的，往往融为一体了。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学界通过翻译或影印原书，出版了“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上海外教社）、“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及“当代西方翻译研究译丛”（北京外研社）等。这些引进著作为我们的翻译研究者提供了一手文献，开阔了学术视野，有力地推动了翻译的理论研究。也因此，中国的翻译理论发展形成现代的一个特点，就是渐与国际译论高度融合。“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从严格意义上说，还不足以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体系。但理性的探讨从未停止，并逐步走向深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批中国学者提出了自己理论意义上的思考，包括许国璋的“阐译”说、谢天振的译介学、刘宓庆的翻译美学等等。

许国璋（１９８３）的阐译论有三层含义。一是在哲学观上，他认为“哲学著作的翻译家肩上负有完整介绍一种哲学体系的责任。他的责任超过翻译：他还必须要为自己的文化引进一种概念系统”，由此突出翻译的文化引进功能和立言立解职责。二是在文化史上，他强调“历史术语和哲学术语的翻译仅从字面上翻译是有困难的历史在于不断探索英语，必须同时考虑其文化内涵才比较完整”，即翻译重在文化沟通，而不仅是语言转换。三是在文体学上，他主张“通译，切译，言之有文的翻译”，其阐译论高度浓缩了哲学、文化、文体学等学科思想，兼具翻译本体论和认识论价值，是中国现代译论思想承前启后之作。

谢天振（１９９９）的译介学思想，主要表现为：第一，从理论上论证了翻译文学与民族创作文学的关系，提出了“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的学术命题；第二，明确提出翻译文学史的实质是“文学史”，翻译文学史同时也是文化交流史、文学影响史和文学接受史；第三，运用“创造性叛逆”概念观察和分析文学翻译现象，突破了传统的翻译“忠实”观，凸显翻译与目标语文化语境的密切关系。该学说将翻译研究上升为一种文化研究，明确了翻译的社会历史属性与作用，拓展了翻译研究领域。

刘宓庆（１９９５）的翻译美学思想，其整体框架包括审美主客体、审美意识系统、审美层级性、审美再现等核心范畴，明确了审美客体的一般属性和本体属性，建构了包括感知、想象、理解和再现在内的四级审美体系，描述了翻译审美再现的内容、手段和程序，进而提出了翻译审美移情论以及翻译艺术创作的基础和综合层级。这一美学思想体现了美学与翻译结合的中国翻译思想传统和特点，是中国翻译理论体系的一个关键支撑。

此外，还出现了不少有影响的论述，如许渊冲关于音美、意美、形美的翻译观，谭载喜的翻译学探索，许钧的翻译文化观和层次论，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和翻译路径说，黄忠廉的变译论，胡庚申的生态翻译观，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等。这些译论有的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有的重在发掘本土认识，但都在积极探索中国译学的理论话语体系建设。如许钧、穆雷（２００９：１６）所言，就自身体系发展而言，中国翻译学科建设经历了从“何为翻译学”“有无翻译学”到“如何建设翻译学”的发展历程。不过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套用国外翻译理论来解释各种翻译现象的立论模式和对国外理论的验证性研究也不少，立足本土翻译实践的开拓性理论构建虽已开启，但国际影响力有待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７日举行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同时，他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和着重点，也是我们探讨中国翻译理论及其发展的着力点和着重点。

对中国传统翻译论述、翻译思想进行现代阐释，需努力挖掘其中具有翻译普遍价值的思想内核，并理性地借鉴国际翻译理论最新成果，还要基于以汉语汉文化为主的中国特色翻译实践，包括新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对中国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的需求，勇于探索既面向中国翻译实践特色又具备普遍适用意义的翻译概念、理论、范畴或体系，彰显中国翻译研究的独特性。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发掘传统的朴素的翻译认识，总结当今引进、融合而构筑的翻译理论，思考未来翻译理论的创新发展。

我在“翻译研究拓展的基本取向”文中（王克非，２０２１）所做的分析，也可纳入翻译理论发展史的研究框架，视为我国翻译理论发展的突破点。

其一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翻译研究呈现出关注中国经典文学的英译、外译研究，以及这些译本在世界上的传播、接受和影响研究的趋向，并扩展到中国特色话语（包括外交话语、政治话语的建构和外译）的对外译介、传播。这类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今后需要着力思考的是如何做出理论贡献，接轨国际研究。例如，在译入、译出不同路径的翻译文本比较研究上，力图在理论建构上有所发现、有所创新。

其二是当代主流的接轨国际的翻译研究，包括基于各种语料库开展的翻译研究、基于各种实验仪器开展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以及翻译能力发展和翻译教学、评测等研究，这类研究需重点思考如何更好地结合中国本土案例和资源，从理论的指向性、层级性、应用性等视角，做出中国特色的研究。例如，在翻译普遍特征的考察上注意汉语与其他语言之间翻译转换的特点，勇于提出新的翻译理论假说。

其三是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跨学科是翻译学的一个内在特征，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语言学与翻译学的交叉产生了语言学取向的翻译研究，七八十年代比较文学与翻译学的交叉产生了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译介学等研究分支；继而有社会学与翻译学的交叉产生了翻译社会学的研究分支，生态学思想与翻译学交叉而形成生态翻译学研究分支。近年来，翻译学与认知科学、脑科学、心理学、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又催生出更多的翻译研究分支，激发翻译研究的范式转变。同时，翻译学研究将不再是单纯的从其他学科借鉴概念或方法，也开始为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支撑。

读史则明，鉴往知来。在黄忠廉教授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开题之际，我提出以上思考，供课题组参考。希望课题组研究工作顺利开展，同时也应冷静地认识到，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出成果不难，难的是从发展史中有所发现，给历史留下思想的遗产。

参考文献

［１］ 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Ａ］． 梁启超全集（第七册）［Ｃ］． 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３７９０ － ３８０７．

［２］ 刘宓庆． 翻译美学导论［Ｍ］．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９５．

［３］ 罗新璋． 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Ａ］． 罗新璋，陈应年编．翻译论集（修订本）［Ｃ］．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９：１ － ２０．

［４］ 王克非．新中国翻译学科发展历程［Ｊ］．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９（６）：８１９ － ８２４．

［５］ 王克非．翻译研究拓展的基本取向［Ｊ］．外国语，２０２１（２）：６９ － ７４．

［６］ 王若昭．《繙清说》简介［Ｊ］．中国翻译，１９８８（２）：３１ － ３３．

［７］ 谢天振．译介学［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８］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 ０５ － １９．

［９］ 许国璋（古庄）．学术论著的翻译：一种文体的探索——以罗素《西方哲学史》论欧洲文艺复兴诸则译文为例［Ｊ］．外国语，１９８３（１）：３ － ８．

［１０］ 许钧，穆雷．中国翻译研究（１９４９—２００９）［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编号：２０＆ＺＤ３１２）的成果之一。

（本文首次发表在《上海翻译》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