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现实政治发展与历史认识的关系密切，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尤其如此。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需要，推动了运用历史唯物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另一方面，对中国历史发展特征的解释，也成为论证中国革命特征和中国共产党使命的重要方法，并由此制定党的工作方针、任务及策略。历史解释服务于现实政治需要，此种情形，在共和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基本未发生重大的改变。所不同的是，共和国建立后即刻面临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全新的问题，没有捷径可走，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既有历史经验和深入研究全部世界历史。然而，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每遇重大发展阶段，往往出现正确认识未能坚持，甚至在实际工作中被放弃的悲剧。为何如此？本文拟以重大历史阶段工作重心转移的认识及实践为分析对象，强调这一过程中的历史认识和解释因素，也就是说，正确认识能够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往往需要经过一个艰苦、曲折的历史过程，如何能使这个过程少犯错误、少走弯路，则与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和解释相关。

转移之认识、探索与变动

共和国建立前夕，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即“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考虑到工作重心转移工作的艰巨性，提出在工作作风上，“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与进行社会经济改组的各项任务，将工作重心转移具体化，为适应新的环境，在策略上“不要四面出击”。

转移、继续和谨慎策略，构成了新中国创建时的基本认识。至于如何由农村转向城市，由政治革命转向经济工作，由武装斗争转向和平建设，尚无清晰的认识和方法。其中，国内主要矛盾是否转变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如何向苏联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如何继续革命文化及复兴中国文化，以及使用唯物历史观认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问题，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根本性问题。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参战，很大程度上打断了谨慎方针的贯彻。抗美援朝战争依然是以弱抗强的战争，社会总动员加快了各项工作步伐，从而全面采用了战时农村根据地的成功方法，即将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向城市社会各个阶层。

朝鲜战争的爆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的第一次重大危机

在抗美援朝运动发起之时，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两项工作已在反对“和平土改”和“宽大无边”偏向中转为群众运动，提升了斗争的激烈程度，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社会动员效果，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也助长了乐观的判断。到1951年底和1952年初，先后在人民内部发起“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可谓是四面开花。

如此，由于国际环境变化，特别是在局部战争的环境下，谨慎策略被放弃，农村根据地经验全面作用于城市，转移反而助长了城乡关系的人为行政切割。

朝鲜战争使中美两国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立探索，也影响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刻理解及创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践，逐渐偏向于生产关系公有制改造速度和程度的提升，最大程度地使用了国家机器的作用，试图以改变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强调主观能动性。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氛围下在探索中曲折前进历史书，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内社会主义改造出现的各种问题，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一系列有成效的探索。其中包括：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及政策的探索，《论十大关系》中经济关系的比例、兼顾问题和政治关系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及注意政策、方法问题，对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关系，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等。1956年9月，中共八大宣布：“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通过）。这时已经具备了再次转移的基本条件。

中共八大会场

遗憾的是，“八大”前后的探索未能坚持多久，由于波兰、匈牙利事件和中国周边的紧张局势，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紧张关系，对国内外时局的判断很快发生改变。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对国际局势作了严重化的估计，特别是苏联已经丢掉斯大林，现在连列宁主义也丢掉相当多了，认为列宁主义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对国内问题，强调要搞“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用整风运动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经济工作则强调“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2日）。

认识的改变致使实践趋于失败。整风运动的结果是政治上的反右派斗争和经济上的“大跃进”，均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反面。1958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断言：“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整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1958年5月5日）这全面修改了中共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和阶级状况的认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尽快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方法是继续革命，即在继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积极地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认识又回到了阶级斗争严重化的估计，乃至发展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

于是，“转移”不再被提及，或是转化为一些具体工作；“谨慎策略”则被快速赶超的“大跃进”所取代，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只有“继续”的内容得到发展，从继承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改变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时，对国内阶级斗争的估计，回到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之上：“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通过）。十分明显，“转移”再次成为党的工作重心，而且“继续”了独立探索过程的重大理论发展，对于如何推进转移工作，则从谨慎起步，到探索前进，进而确立建立并完善民主与法制的秩序作为保障。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改革前后的历史连续性的解释问题凸显出来。邓小平的解释是“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种革命”。又称“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1984年10月10日；《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85年3月28日）。1992年10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的报告中把党的历史分为两次革命，分别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核心领导，第一次革命“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者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

1977年7月，复出后的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国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这些论述进一步暴露出论述连续性中间的断裂问题。如果以中共八大为第一次革命的峰顶，顺利“转移”到第二次革命，实现无缝对接，便是理想状态。可是，事实上出现了中断或曲折，从而产生了为什么“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热门讨论。

为什么会出现“转移”困难呢？习惯上使用两种解释：一为环境变化影响论；一为决策判断失误论，又主要表现为毛泽东个人的认识改变。

很明显，两种解释都有一定的不足，也严重影响中国当代历史研究，并形成了两种历史叙述倾向：

其一，如果过分强调环境变化的因素，那么，被视为正确的认识，就如无根的浮萍，随风摇摆，反而失去了认识的基础。其结果，在中国现当代历史的研究中，习惯突出政策应变效果的策略性因素，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及重大事件实证研究偏弱，历史解释伴随政策变动而修正，缺乏稳定性。

其二，如果强调个人专断在重大决策中的作用，也就淡化了准确认识探索是集体成果的解释，恰恰与党的组织原则和宏观历史解释相悖。表现在中国现当代历史研究中，突出领袖个人的作用，导致重大决策的组织过程模糊不清，解释上也就偏向偶然性，甚至带有历史决定论或命定论的色彩。

侧重历史叙述的思考

无论是强调环境变化还是判断失误，都只是主要依据表象进行分析，在历史叙述上则依据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自中共“八大”以来的错误乃至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主要原因包括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的局限和主观判断及愿望两个方面。此种历史认识方法，又基本源于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对斯大林错误成因的分析。

由此可见，经过20多年的中断期，对“转移”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改变，可对于造成历史错误循环的经验总结却没有变化或变化不大，似乎正确的历史认识已经存在，历史发展只能依循既有轨迹而无法超越，也就大大降低了历史认识的意义，或历史解释只是现实政治的附庸。

为什么正确的认识未能坚持下去？一定还有被历史叙述所忽略的内容，因此，关注其所缺失的问题，就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第一，工作重心转移需要可替代的社会动员方式及工作方法，不能简单地将农村的成功经验照搬到城市工作之中，特别是战时经验照搬到和平建设时期。

无论是新中国创建之初，还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在新的历史时期都会遇到许多新问题需要解决，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自然会向历史寻求。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历史经验丰厚的政党，尤其是应对各种危机、战胜强大敌人的经验，其中，农村根据地形成的组织建设及社会动员的经验最为重要，表现为各种政治运动或群众运动的运用。群众运动在应付眼前危机和面对组织松散的农村社会上十分有效，但其激烈形式所引起的负面作用，且纠偏往往难以彻底，在战时已经引起警惕在探索中曲折前进历史书，并尝试在夺取全国性政权后有所改变。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表明，成功经验的复制，相对工作重心转移的谨慎思考，更容易推行，一旦采用便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在中国当代历史叙述中，此种革命的惯性推动，被描述为凯歌声中的行进。毛泽东将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工作方法，概括成一套“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大多历史叙述都忽略了群众运动这个载体，偏重于其有效性。

正是由于偏重了有效性，群众运动形式也被广泛运用于人民内部，运用于思想文化领域，运用于经济建设之中，表面上看依然有效，但群众运动的负面作用也更加明显，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从一开始即暴露严重问题。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探索，本是对理论的一大创新，但没有可行的替代办法，对民主与法制的认识亦有偏差，还是只能向历史寻求。中共中央认为，1942年整风运动，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整风运动，“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1957年4月27日）。尽管对整风运动的方法进行了规定，可还是无法避免悲剧的发生。在“大跃进”中，更是发展到“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后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1958年9月）。

第二，社会分析方法的僵化，无疑严重削弱了对工作重心转移的正确认识，主要表现为对阶级及阶级斗争概念的滥用。也就是说，如何由工作重心转移的认识到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形成，尚需要充分的清理。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整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在中国革命过程中，阶级分析法是区分敌我友的最重要的分析方法。问题在于阶级的定义及划分标准，都存在模糊的地方。如果严格依据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划分阶级，那么主要问题就是各阶级占有量的区分，在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社会的经济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革命时期对抗性的阶级关系便随之消失。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纯经济的阶级划分并不存在，也就会相应产生划分错误和打击面过大的问题。在革命战争时期，这一缺陷往往使用调节政策的办法去解决，可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仍然继续使用旧的阶级分析法，只能给阶级概念渗入更多的政治、文化因素，发展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同时也会造成更大的概念模糊，导致社会关系的混乱，不利于调动社会积极性。

群众运动之所以能够成为高效的社会动员形式，根本原因在于，以鲜明的阶级界线划分形成高强度的政治压力，从而进行高度一致的集体行动。群众运动从来就是以阶级斗争为主轴，各种运动目标都是整体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也就是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

再者，以革命史为主要内容的当代史叙述，也强化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解释。很长时间以来，中国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的写作，以1938年斯大林编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蓝本，主要特点是党如何经过党内斗争从而取得一系列胜利的历史，其中，对历史唯物论的理解和历史编写体例、内容、解释方式，都需要得到更加深入地理清。

第三，中国现当代历史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的变动，真正成为了世界发展的一部分。因此，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工作重心转移，需要对世界局势及趋向有一个准确认识。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理论的核心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民族殖民地提纲，由此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和发展阶段的认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史变化，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认识，已经暴露出明显的不适应或过时，严重影响对中国自身道路的认识。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宣布“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对世界战略的认识，则是美苏冷战中两个阵营的谁胜谁负的斗争。中苏关系的破裂，促使中国共产党进行独立的探索，然而，由于对列宁主义的僵化理解和解释，继续沿用了已经变得不太适应的理论解释分析国际局势，并且成为中共“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重要因素。

1974年2月，毛泽东初次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毛泽东：《同卡翁达、布迈丁谈话内容的通报》，1974年2月22日、25日）。“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保证了“文革”后期中国外交的稳定及突破，是改革开放的先导和重要的理论来源。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长期奉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外交方针，在“改革”与“开放”两个方面，相对而言，开放始终走在前面，是推进深化改革的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三个世界”思想的表述偏重于力量、贫富的策略性分析，可见理论创新十分困难，但又十分必要，也就更加需要对世界历史及其发展趋向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在与卡翁达会谈时，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重要论述

第四，工作重心转移需要重新认识与解释历史，尤其是当对历史进行整体性、连续性的叙述时，不可避免的会遇到所谓历史和解问题。

当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殖民主义统治彻底崩塌之后，在追求和平、面向未来的期盼下，要求历史和解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所谓历史和解，并非是忘记历史，而是在牢记历史、反省历史和吸取历史教训的前提下，共同寻求美好的未来。

中国近代遭受外国侵犯欺辱的历史，使得在历史书写上占据道义之先，中国革命历史更是塑造民族精神的宝库。但是，革命斗争过程中的残酷性，特别是共和国时期政治运动中的恶斗，同样需要反省，才有可能化解矛盾，团结一致向前看。

事实上，历史和解从来未成为当代历史研究内容，自然会反过来影响工作重心转移的具体落实。轻视历史和解的历史叙述有三个特征：一是断裂式的叙述，将历史切割为不同阶段分别解释。二是历史解释的固化，也会反作用于现实社会，尤其是公共道德领域。三是通过选择性历史叙述，试图遗忘某些不愉快的历史经历或现象。其中的缺陷及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中，已经暴露得越来越明显。

十分清楚，实现工作重心转移，既要考虑到转移的政治环境及历史遗产，也一定会直面所谓“转型正义”问题。同样，在创建和谐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也很难想象可以避开历史和解的问题。

如此，“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关键在于对历史进行深入、多样化的研究，在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同时，也应该与政治保持适度距离。

发挥历史研究的认识功能

改革开放后，历史研究也出现了一个“拨乱反正”的阶段，对中国当代历史研究有所推进。不过，总体而言，改革开放时期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成功，很大程度是对较长时期出现严重问题的经验总结，尤其是在改革初期，理论认识的创新并不突出。

历史研究能够为改革提供的思考也并不充分，相反，作为群众运动中“显学”的历史学，一度还出现了所谓“史学危机”，历史学的发展明显滞后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历史学的作用被重新认识，相对于快速的社会发展，当代史的研究仍然滞后。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首先，中国近现代史产生的历史背景，在革命胜利后未能得到足够认识，因此，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为政治服务的功能突出，有时甚至成为“影射史学”，影响了历史研究的独立性。当改革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原本可能成为历史研究发挥其认识功能的大好机遇，却贡献不大。

其次，由于担忧新的历史解释可能解构既有结论，历史叙述往往直接联系到现实稳定，从而无法对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进行完整的叙述，或者相关叙述可能出现许多逻辑上的漏洞，降低了历史解释的社会功能。

再次，历史解释对于现实社会需求的无力，反过来助长了非历史的叙述现象。历史如果被肢解为一个个碎片，就丧失了完整性。共和国的历史仅记载胜利与成绩，不愉快的记忆被省略，被作为不可触动的疮疤，祈求于随时间流逝而忘却。历史认识的混乱，助长了现实行为的投机性，亦是现实社会出现道德危机和信任危机的原因之一。

目前，中国正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的重要转型时期，关系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健康发展，更需要加强历史，特别是中国当代历史的研究工作。习近平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写道：“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2019年1月2日）。

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各学科在取得快速发展之后，都为学科名加上了前缀词“历史”二字，诸如历史社会学、历史经济学、历史政治学等，作为谋求新发展的学科分支，以增加研究的时空广度。此种现象，也是对历史研究的极大推动，壮大了研究团队，为深入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

不忘初心，牢记历史。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经验总结，对推动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是认识今天的有效方法。机遇与挑战并存。假如历史叙述难以提供更有说服力的准确解释，显然会损害现实政治动员的效率，无法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坚实的基础。我们需要牢牢地把握机遇，继续发扬党重视吸取历史经验的好传统，发挥历史研究的认识功能。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