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常谈》序

文 | 朱自清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本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进步。

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朱子似乎见到了这个，他注“四书”，一种作用就是使“四书”普及于一般人。他是成功的，他的“四书”注后来成了小学教科书。又如清初人选注的《史记菁华录》，价值和影响虽然远在“四书”注之下，可是也风行了几百年，帮助初学不少。但到了现在这时代，这些书都不适用了。我们知道清代“汉学家”对于经典的校勘和训诂贡献极大。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地采取他们的结论：一面将本文分段，仔细地标点，并用白话文做简要的注释。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这需要见解、学力和经验，不是一个人一个时期所能成就的。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些《学生国学丛书》，似乎就是这番用意，但离我们理想的标准还远着呢。理想的经典读本既然一时不容易出现，有些人便想着先从治标下手。顾颉刚先生用浅明的白话文译《尚书》，又用同样的文体写《汉代学术史略》，用意便在这里。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这部小书也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份儿。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孤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这部书不是“国学概论”一类。照编撰者现在的意见，“概论”这名字容易教读者感到自己满足；“概论”里好像什么都有了，再用不着别的——其实什么都只有一点儿！“国学”这名字，和西洋人所谓“汉学”一般，都未免笼统的毛病。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分别标明历史和语言，不再浑称“国学”，确是正办。这部书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等作纲领。但“诗”“文”两篇，却还只能叙述源流；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的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详论。书中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照传统的意见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全篇的参考资料，开列在各篇后面；局部的，随处分别注明。也有袭用成说而没有注出的经典长谈周易知识积累，那是为了节省读者的注意力；一般的读物和考据的著作不同，是无需乎那样严格的。末了儿编撰者得谢谢杨振声先生，他鼓励编撰者写下这些篇常谈。还得谢谢雷海宗先生允许引用他还没有正式印行的《中国通史选读》讲义，陈梦家先生允许引用他的《中国文字学》稿本。还得谢谢董庶先生，他给我钞了全份清稿，让排印时不致有太多的错字。

朱自清

三十一年二月，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朱自清（字佩弦，1898—1948）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诗人、散文家。他的《经典常谈》， 1942年写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意在对学生进行“经典训练”。1946年该书由文光书店刊行。全书共十三篇，分别讲解《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乃至诸子、辞赋、诗、文等方面的经典常识。因内容全面、文字浅近易懂，很快成为广受欢迎的经典入门读物，问世以来不断重印。

《经典常谈》导读

文 | 赵长征

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是以读经为核心的。世世代代的读书人，从童蒙时代开始，就接触“四书五经”，这是他们必须熟悉的功课。直到20世纪初，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垮台，教育改革才轰轰烈烈地进行起来。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家经典原本至高无上的地位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新式的多学科教育取代了传统的经学教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抛弃对学生进行经典阅读的训练。我国几千年积累的丰厚的文化遗产该怎样来继承，在中小学教育里应该怎样把握经典训练的“度”，就成为了一个人们争论纷纷的问题。在民国时代，曾经有人发起过几次读经的运动，但是都没有成功。也有一些人尝试用浅显的白话来介绍或翻译古代经典，启发人们对经典的学习兴趣，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这一类型的书中，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是非常出色的一种，直到今天仍然深受欢迎。

《经典常谈》一书，写作时间在1938到1942年间，于1942年出版。当时朱自清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它的写作，是由当时负责统筹中小学国文教科书编写工作的杨振声建议的。编写这类普及传统经典知识的书籍，其思想来源应该是胡适于1923年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

这本小册子分十三个专题介绍了一些主要的古代经典，分别是：《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可见书中提及的“经典”，并不仅仅限于儒家的“十三经”，而是取其广义，包括了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和一些集部。尤其能够表现作者独到眼光的是，书中还介绍了“小学”的代表性著作《说文解字》。这样，《经典常谈》的选材也就覆盖了古代典籍的几大主要门类了。这就让一般的读者能够更多地了解我国古籍的基本情况。朱自清对于经典的把握能力还体现在他对各专题比重的处理上。他对最重要的经部著作做了重点介绍；而集部书则用《诗》《文》两篇统一论述，所以这两篇实际上是具体而微的分体文学史。要在这短短的两篇里把我国诗文的源流叙述清楚，实非易事。所谓“厚积薄发”的功夫，在这里就表现出来了。作者就像一个善于说故事的人，把原本很复杂的事情剖析得清清楚楚，然后用通俗简易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让读者在一种很轻松的气氛中学习到知识。朱自清曾经做过中学教师，所以在普及式教育方面比一般的大学教授更有经验，这恐怕是《经典常谈》一书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朱自清的着眼点虽然主要在于普及性，但是他也并没有放弃学术性。他在书中吸收了清代以来、直到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他在自序中说：“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朱先生是很谦虚的。实际上，不管是介绍古人旧说，还是“采择近人新说”，都需要作者有深入广泛的阅读，然后在各种学说之间进行甄别、推敲和选择，这需要长期艰辛的努力，更需要独到的学术眼光。虽然最后写出来的字数只有那么一点，但它后面做支撑的，是作者多年的苦功。正如我们常常拿来做比喻的冰山，真正露出海面的只是其总体量的很小一部分。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清朝后期，今文学派复兴，对古文经进行攻击，说它们是伪作。其中《左传》的真伪问题是争论的核心。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认为《左传》是西汉末年刘歆把古书《左氏春秋》改造而成的。今文学派的代表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1891年刊行）中，认定西汉末年刘歆所力争立博士的《周礼》《逸礼》《左传》《毛诗》，全都是刘歆伪造的，都是“伪经”；而其《孔子改制考》（1898年刊行）则认定《春秋》是孔子为了改制而托古创作的书。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古史辨派”经典长谈周易知识积累，把今文学派的疑古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是朱自清在北京大学的同学顾颉刚。他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1930年又发表重要论文《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也同意刘歆伪造《左传》的说法。而钱穆、杨向奎等学者则撰文反对伪作说。一时之间，争论极其热烈。“古史辨派”受今文学派疑古思想的影响，又在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思想的洗礼下，探求古史真相，敢于革新，敢于质疑，开创了一代新的学风，具有打破旧时代思想枷锁，反封建、反保守的重要意义，但是他们疑古过甚，否定了许多古籍的真实性，又难免有偏颇之处。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古史辨派”的主将分散到各地，其思潮也开始渐渐回落，但仍然在学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朱自清在《经典常谈》受“古史辨派”的影响不小，充分地吸收了其学说中有益的部分。他在“《周易》第二”“《尚书》第三”“《诗经》第四”这三个专题后，都把《古史辨》杂志列为参考资料。但是他对于“古史辨派”过分的疑古，明显是有所保留的。在其“《春秋》三传第六”中，朱先生并没有采纳今文学家和顾颉刚等人的观点，而是仍然把《左传》当成是可信的经典，只是说明“《左传》的著者我们也不知道。说是左丘明，但矛盾太多，不能教人相信”。

所以，被朱自清自称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的《经典常谈》，实际上对于各派学说是狠下了一番斟酌、取舍功夫的。这取舍之间，就体现了朱先生自己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他的观点基本上是不偏不倚的。这似乎并没有太多出奇之处，然而要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却是需要卓越独到的识见才能做得到的。正是因为这一点，《经典常谈》才能够葆有长久的生命力，其观点直到今天仍然可以被大家接受。

有一种很常见的误解，认为知识普及性文章的档次低，找一般作者写就好了，不必水平高的人去写。其实写普及文章并不容易，一般人往往写不好。尤其是普及艰深的知识，最需要功力，最需要专家甚至大家来写。只有专家才有深厚的学问，不会犯低级错误；了解治学的门道，知道该如何引导初学者入门。而朱自清先生比其他学问家又多了一个优点，他自己就是一个顶级的散文家，写得一手最漂亮的白话文。所以在文字表达上，他是有自己独特的优势的，是很便于读者理解的。

当然，那些艰深的学问知识，毕竟还是有门槛的，介绍文字不可能完全明白如话，阅读起来终究还是要费一番精神，否则它们就不能被称作艰深的知识。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知识都可以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清楚，读者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这也是大家学习时要注意的一点。学习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要面对困难的，不管哪一科，都是如此。这一点，应该成为常识。

所以，我不会特别强调朱先生这本书的通俗易懂来吸引读者。我反倒想对年轻朋友们说几句“吓唬”的话。一味追求学习的容易，想找到一种事半功倍的捷径，并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热爱传统文化，想要了解国学经典的朋友，应该一开始就树立这样一种认识：学习国学不像打游戏、刷视频那么轻松愉快，是要准备攻坚克难的，在大部分的时候，很辛苦乏味。兴趣如果没有恒心和毅力做支撑，是浅薄的，也是无法持久的。阅读《经典常谈》这样入门的普及著作，也并不是一件特别轻易就可以完成的工作，需要思考和咀嚼。在被它带入门之后，还要去阅读古籍原文，才能真正地亲近经典，更好地领会《经典常谈》画出的理论框架。

能不能把一篇古文老老实实逐字逐句解读清楚，把一部古籍的基本面貌言简意赅地说明白，能够正面回答相关理论问题，而且要准确，不能有大的硬伤，不能顾左右而言他。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才是真正的有学问的好老师。同样，好的国学普及著作也应该如此，知识的准确性应该是第一位的。在文字表达上，既不能太艰深，拒人于千里之外；也不能太媚俗，过分追求阅读快感。入门须正，立意须高。有志于学习传统经典的读者，要选择那些能够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剔除糟粕、弘扬精华、帮助读者获得真知、打开通向知识殿堂的道路的作品。在这方面，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无疑可算一个标杆。朱先生毕生致力于我国的教育事业，振兴祖国教育的神圣使命感，使他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始终保持了严谨负责的态度。即使是写作像《经典常谈》这样的普及著作，他也是字斟句酌，一丝不苟，保证了学术质量。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才得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在八十年间不断重印，到今天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这样一本看似简单的小书，倾注了朱自清先生许多的心血和对后学的殷殷关爱。叶圣陶先生在1980年写的《重印〈经典常谈〉序》中这样评论道：“朱先生逝世已经三十二年，重看这本书，他的声音笑貌宛然在面前，表现在字里行间的他那种嚼饭哺人的孜孜不倦的精神，使我追怀不已，痛惜他死得太早了。”他这种可贵的精神，值得我们细细体会，更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代代传承。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读者通过《经典常谈》来亲近我们的经典古籍和传统文化；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像《经典常谈》这样优秀的普及著作面世。

本书以文光书店1946年初刊本为底本，为最大限度保留作品原貌和时代特色，文中用词、用字及引文、注释等格式，未按现行出版规范强行统一。另，本书写于20世纪上半叶，近七八十年来，学术界在很多领域取得的新进展，为作者当时所不及见。为保证相关知识的准确性，个别地方采用“编者按”的方式做了补充说明。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

赵长征

赵长征，湖南省湘潭市人，生于1973年6月。1995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2001年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点校朱熹《诗集传》，列入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系列。担任安徽卫视大型文艺节目《诗·中国》的常驻嘉宾，并参与了部分策划工作。2021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春秋车战”系列讲座。

经典常谈 | 朱自清 | 人民文学出版社

《经典常谈》一书，写作时间在1938到1942年间，于1942年出版。当时朱自清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这本小册子分十三个专题介绍了一些主要的古代经典，分别是：《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这样一本看似简单的小书，倾注了朱自清先生许多的心血和对后学的殷殷关爱。

叶圣陶先生在1980年写的《重印〈经典常谈〉序》中这样评论道：“朱先生逝世已经三十二年，重看这本书，他的声音笑貌宛然在面前，表现在字里行间的他那种嚼饭哺人的孜孜不倦的精神，使我追怀不已，痛惜他死得太早了。”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读者通过《经典常谈》来亲近我们的经典古籍和传统文化。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满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要算他了。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佩弦先生是极少数人中的一个，摸上了真正语体文的大路。他的文章简洁精练不让于上品古文，而用字确是日常语言所用的字，语句声调也确是日常语言所有的声调。就剪裁锤炼说，它的确是“文”；就字句习惯和节奏说，它也的确是“语”。任文法家们去推敲它，不会推敲出什么毛病；可是念给一般老百姓听，他们也不会感觉有什么别扭。我自己好多年来都在追求这个理想，可是至今还是嫌它可望而不可追，所以特别觉得佩弦先生的成就难能可贵。一个文学运动的最有力的推动者不是学说主张而是作品，佩弦先生的作品不但证明了语体文可以做到文言文的简洁典雅，而且向一般写语体文的人们揭示一个极好的模范。我相信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是要和语体文运动史共垂久远的。

——朱光潜《敬悼朱佩弦先生》

我觉得朱先生的性情造成他散文的风格。你同他谈话处事或读他的文章，印象都是那么诚恳、谦虚、温厚、朴素而并不缺乏风趣。对人对事对文章，他一切处理的那末公允，妥当，恰到好处。他文如其人，风华是从朴素出来，幽默是从忠厚出来，腴厚是从平淡出来。

——杨振声《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

稿件初审：周 贝

稿件复审：王 薇

稿件终审：王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