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赴日本留学生）

【文化好东西】

追求“真理”的方法

近世“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在实验中实证。明治维新以前，福泽谕吉已经涉足译介17世纪的欧洲学术。1866年他在《西洋事情》初编里谈到，当此之时，培根、笛卡儿等贤哲横空出世，专门主张实验之物理论，排斥古来之空谈之说，在1606年时，伊多利的学者伽利略，第一次创建地动说，1616年时，英国医生哈维发明人体血液循环理论等等，世之学风渐趋实际。

当时，“科学”概念还不曾出现，日本学者基本用“实验”和“实际”来翻译欧洲新学术，了解欧洲追求真理的方法。关于“学”的方法，西周曾说，无论学，还是术，所谓，无非就是观察与实际。观察是指究极万事其理；实际，是已然具备其理。一般来说，认知，不可能仅仅从书本上了解道理，最终皆不得不入于实验。实验有二：（实验），（试验）。实验，是对现已存在的未知对象进行观察研究；而试验则是人类面对未来时的预设和追求。寻常学者多在空理中巡逡而不入实际，新学者的姿态必需要立定实际。

西周（1829-1897）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他25岁以后学习荷兰语与英语，后来进入德川幕府的洋学培训机构——蕃书调所，留学荷兰，在莱顿大学学习社会科学，1865年回国，在蕃书调所任教授。1867年奉德川庆喜之命草拟《议题草案》，试图仿效西方议会制建立以“大君”（将军）为权力核心的新政权，并翻译了《万国公法》。明治维新后，西周开始出仕明治政府，主要从事思想启蒙和学术研究，利用公余在自办的私塾“育英社”讲授洋学。讲义《百学连环》被誉为日本近代史上第一部哲学百科全书，1873年，与森有礼、津田真道、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等创办的启蒙学术俱乐部“明六社”，是他学术的顶峰期。在他人生的最后20年，他几乎很少再问津哲学，而是以其启蒙获得荣誉功勋，担任元老院议员、贵族院议员，被授予男爵爵位，是一位具有官僚身份的学者。

西周在讲授《百学连环》时还没有“科学”概念，但当他译介科学方法时，“科学意识”已经根植于他的大脑。先有“意识”，才会去创造与此意识对应的观念。

1874年他发表“知说”，进一步阐述三种“科学”研究方法：

以此先天之知，追求真理之知，而讲究之。故学在讲究，自不待言。然讲究之法亦有诸种，若想求真理，就必先定讲究之方法。西洋晚近方法有三：曰视察、曰经验、曰试验。三者之中，试验方法，与视察和经验不同，它来自人对未来时的预设，并非日常接触的事物。但三者缺一不可。学者应依据视察、经验、试验之三方法，而在事实中追求一贯之真理。

从《百学连环》到《知说》，西周译介的汉语词汇还处于比较繁杂的阶段。如《百学连环》与科学方法对应的译语词有：观察、实际、－tion实验、试验；《知说》中的译语：讲究、视察、经验、proof试验。

在这些丰富有趣的新汉语背后，可知他经历了不少辛酸。这些概念虽然繁杂，但在今日仍占据汉字文化圈哲学科学语汇的主流，是仍在被频繁使用的活着的新汉语。

“观察”、“视察”、“实际”、“实验”、“经验”、“实证”等概念，都是中国古汉语词汇，对于具有汉学素养的明治学者来说，虽然并不陌生，但是用哪一个词，又怎样翻译，则颇费心思脑汁。尽管西周用于翻译科学与真理的这些汉语古典词汇还不稳定，但作为其核心的“科学精神”或“科学方法”，在汉字文化圈里被继承了下来。

唯有实证才是科学的思想方法，无论日本还是中国，皆受培根影响。福泽谕吉第一个启蒙，随后中村正直在寄给《明六社杂志》的稿件中谈到：“培根之理学，即便谈及人心之理，亦不涉空虚，以实事考验为要。若此说越来越广行于世，人人于事物务求试验考究，格物之学日进开明。”

中国有关近代观念的启蒙也来自培根，主要归功于严复的介绍，他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中提到培根，如“善夫柏庚（培根）之言曰：学者何？所以求理道之真。”他还将“科学家”翻译成“格物家”，认为格物家的研究方法有三：“格物家……，撮其大要，可以三言尽焉：始于实测，继以会通，而终于试验。三者阙一，不名学也，而三者之中，则试验为尤重。”与西周的主张一致。其中严复将译成“实测”，ex－译成“会通”，“会通”一词出自中国古籍《周易·系辞传》。而proof译成“试验”，与西周《知说》所译一致。

欧洲的治学精神，换句话说就是科学精神。看严复与西周的译介，发现他们有不约而同之点，那就是在不具有欧洲科学传统的东洋，要让欧洲的科学精神驻扎下来。

明治之后，日本很快推进欧洲各种学科作为公共教育的方向。明治十年，东京大学创建时，规模虽然很小，但它是以分科为前提的大学。同时，大学带给社会的影响，是“科学主义”的光环，并寄予“科学”改善社会生活的期待，成为日本国民的新信仰。

随之，人们对实验方法的热捧和依赖，开始从自然科学传染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领域。加藤弘之很敏感，他在1883年已深受“传染”之益。那是明治十五年，他在新版的《人权新说》中说：

大凡关系物理的学科，格物家们发现的实理，带来科学进步与大变，实在令人惊叹。然而大凡关系心理之诸学，如哲学、政学、法学等，由于难以实验，学者们只好彷徨在妄想主义的范围里，很难获得“实理”的论证。然，近代启蒙以来，有从事心理诸科之学者豁然得物理之学科之裨补，如英人巴库、伯因、斯宾塞，德人修特拉乌斯、卡尔奈利、斯艾乎赖等。

加藤列举的全部是外国学者，并没有引述日本社会科学领域是否受到“实验”方法论的影响，但是他注意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野，这一点非常关键。既然社会科学也是“科学”，那么以“实验”为核心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至少他在《人权新说》中提示了这一逻辑的可能性。

事实是，不久，“实验”、“实证”的“科学主义”方法论便风靡整个日本学术研究界。

“科学”向中国回流

现在，我们转移一下目光，来观察一下中国翻译界的情况。

中国第一个使用近代“科学”概念的是梁启超。1896年是清王朝光绪22年、明治29年，梁启超在上海《时务报》上连载《变法通议》，文句充满激情：

其稍进者曰，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学不改周易茶馆逻辑学科普知识，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官制不改，学成而无所用，投闲置散，如前者出洋学生故事，奇才异能，能自安乎？

其中“科学不改”的“科学”，还是指传统中国的“科举之学”，不是近代西学意义上的“科学”。但梁启超熟悉并了解日本译介西学的状况，因此，他在使用“科学”之语时，除了改变传统“科举之学”的意思外，同时也暗示了新教育的目标才是近代学术的基础。

这种双重意味的用词，在梁启超是不陌生的，他时常活用日本新汉语，介绍或表达他关于近代事物的看法，同时又在意日本新汉语来自古典汉语的原始义在中国的影响。因为日本新汉语的原始出身对他来说烙印甚深，他不得不考虑“新名词”在出生地被接受的结果，是否仍会被传统惯性思维所混淆，甚至他的潜意识里就留有这一包袱。

1898年戊戌变法，康有为在向光绪呈奏“请开学校折”中两次提到“科学”。所谓“大学者，犹高等学也。磨之研之，精之深之，以为长为师周易茶馆逻辑学科普知识，为士大夫者也。其条理至详，科学至繁。若其设师范，分科学，撰课本，定章程，其事至繁，非专立学部，妙选人才，不能致效也。”这里所说的“科学”，是分科之学，与福泽谕吉的“一科一学”，以及西周的“科学”意识基本相同。

但是，《戊戌奏稿》刊行于1911年的宣统三年，是康有为修改后的版本，取证颇可怀疑。好在1898年，康有为还有一份上呈光绪的《日本变政考》，其中介绍了明治十年东京大学的学制：

有东京大学校，分法学、理学、文学三部。法学，专习法律及公法。理学分五科，一化学科、二数学·物理学及星学科、三生物学科、四工学科、五地质学及采矿学科。文学分二科，一哲学·政治学·理财学科、二和汉文学科。

明治维新第十年，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合并成东京大学。将开成学校一方分成法学部·理学部·文学部三部，文学部设史学·哲学·政治学与和汉文学二科。康有为误将理财学放入文学科，又删除了史学。不过，显然他已经了解并赞同分科之学的“科学”。

1893年光绪28年、明治35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的《新民丛报》第十号上发表《格致学沿革考略》，有意识地检索中国是否有分科之学。其中谈到：“吾中国之哲学、政治学、生计学、群学、心理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等，自二三百年以前皆无，以此远逊于西欧。而其所最欠缺者，则格致学也。”

上述列举的诸学科名称，除“生计学”（指经济学）、“群学”（指社会学）以外，余皆日本时行的学术名称，且因风靡多年而沉潜为日本国民意识中的本土日本语。梁启超应该知道，他所例举的这些分科学术无一例外皆指向近代“科学”。而“格致学”相当于日本新汉语的自然科学。不过，梁启超此时对“科学”的理解，还停留在分科之学上。这一点，他并不含糊。《格致学沿革考略》中已经表明：

学问之种类极繁，要可分为二端。其一，形而上学，即政治学、生计学、群学等是也。其二，形而下学，即质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全体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是也。吾因近人通行名义，举凡属于形而下学，皆谓之格致。

“质学”，或许指“物质之学”，在日本称“物理学”；“全体学”换成日本新汉语应该是“博物学”或“生物学”吧。此文没有出现“科学”一词”，但他把自然科学的“格致学”列入“形而下学”，可见梁启超对“科学”所蕴含的近代学术意识是清晰的。“形而上”、“形而下”也是中国古典汉语，最早出自《周易》系辞传，被明治人打捞上来，用于翻译近代西学。

总之，“科学”作为日本新汉语，从“分科之学”的语源出发，一上路，就开始了一个意味冷漠、毫无趣味可言的词汇。作为文字宗国的中国人并不喜欢这种枯燥无味、缺乏个性的词汇，这是汉语思维的癖性。更何况传统中国学术，一般嗜好做综合性的、全体的、宏大叙事状。特别是宋以后，以哲学性思考为中心的“万有学”即“天理人欲学”，以“格物致知”貌似深刻的面孔流行起来。如果从“分科之学”的角度列举，那就是将关于人间生活的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药学甚至是医学、特别是内科学诸多种种，汇集为一，再汇拢传统“万有学”之下，就该称之为“本草学”了。而且这种治学方式一直延续下来，形成了中国学问的传统。

这是与欧洲学术完全不同的治学立场，一个具有大文明传统的中国，很难立刻认同、甚至参与到被细分的学问中来，即便有人出于好奇而跃跃欲试，那也是不成气候的特例，甚至因不具备这种训练可能导致懵懂滑稽的特效。更何况被分化的学问，以毫无个性可言的“科学”概念统称，这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完全违和。

因此，无论是热衷鼓吹中国近代化的康有为，还是更早致力于普及西学和启蒙中国人的梁启超，在他们的言论中还一时很难找出“科学”一词。虽然在某些领域“科学精神”因内涵复杂、外延宏大的趣味常被大赞，相比之下，“科学”一词反倒有种被束之高阁的冷落。

直到1894年前后，光绪29年，明治36年，中国第一批留日学生开始归国，带动有关日本诸科学的译介迅速激增，使得介绍西学的日本新汉语在汉字宗家全境普及开来。留学生建筑了从日本到中国的西学桥梁，并成为第一批日本新汉语的搬运工。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了这一现象：“壬寅（光绪二十八年）、癸卯（光绪二十九年）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

那么，究竟有多少种类的日本科学被译介到中国呢？我们从实藤惠秀所撰的《邦书华译之概貌》一文中可以管窥一隙，打开此文，可以用“惊人”一语来形容，日本出版诸科学启蒙读物，几乎都被翻译到中国。至此，“科学”这一日本新汉语以及诸“科学”之内容，才真正开始在中国知识人的社会层面流行。“科学”一词，被广泛使用。

严复将穆勒的《逻辑学》（）翻译为《穆勒名学》，他在该书“引论”中说：“若夫求一事之左验，实测造端之功，则致知之事，科学之所分治，名学虽欲为之，有不暇矣。”《穆勒名学》刊行于1896年，严复在书中多次使用了“科学”一词。看来对日本新汉语持严厉批评和拒斥的严复也不得不使用“科学”概念了，为什么？

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新“科学”词义以及“科学精神”，在中国已经广为习惯其义，甚至形成了一种新思维惯性，不用就难以与社会对话。而这一现象，即“科学”一词之日本新汉语，在中国普及、稳定的世相，已是清朝末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