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纲纪，（1933-2019），男，汉族，贵州普定人，中共党员，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美术史论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6年毕业后到武汉大学哲学系工作。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任教授，1988年被国家教委和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10年入选中共湖北省委命名表彰的首批“荆楚社科名家”，曾任中华美学学会顾问、国际易学研究会顾问、湖北省美学学会名誉会长，并长期担任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湖北省美学学会会长，先后被吸收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作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中国美学史、中国书画史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1960年出版了个人第一部专著《“六法”初步研究》，引起很大反响。著有多本哲学美学专著：《美学与哲学》《艺术哲学》《美学对话》《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中国书画、美术与美学》等。所著《中国美学史》（一、二卷）填补了中国很长时期以来没有一部系统的中国美学史的空白。著有多本书画理论专著：《书法美学简论》《龚贤》《黄慎》《刘勰》《文征明》等，又发表不少关于中国美术史的重要论文，于2008年被中国美术家协会授予“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称号。所著《书法美学简论》荣获中南五省优秀教育读物一等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荣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美学》荣获教育部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9年，编辑出版了《刘纲纪文集》。在从事学术研究之余还致力于中国书画的创作，于2012年出版了《刘纲纪书画集》。

斯文有传，纲纪四方

——记我的导师刘纲纪先生

王海龙

德高为师，身正为范；为人以德，为学以诚。

有师刘氏，概莫如是；实践筑基，艺美当行。

通中西马，写往来今；立珞珈山，育黉门生。

怀家国情，系天下事；持平常心，成自在人。

他精瘦干练，潇洒有力，生就一副艺术家的风骨。浓密的头发挺立额头之上，一双浓眉“呼之欲出”，鼻子既挺又润，形若猎豹，使得这张土红色的脸颇具张力。到了晚年，发须变白了之后，又平添几许仙风道骨之气象。他往往用坚毅而不失温柔的目光审视这个世界。眼神深邃有光，富于表情，时而热情洋溢，时而深沉冷静，时而又慈柔温情，却从不见颓废之态，其性情之真挚达观，动人非常。他就是新中国实践美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刘纲纪，一位“思想家中的艺术家，艺术家中的思想家”。

一、一艺贯之的美学家

刘纲纪于1933年1月17日出生于贵州省普定县马堡乡号营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41年随父母迁居安顺县，在这里读完了小学和初中。正是在这个时期内，他遇见了书画道路上的引路人——胡楚渔先生。当时胡先生在安顺县党部举行画展，刘纲纪跑去观看后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刘纲纪后来回忆他之所以被胡先生的画作所吸引的原因：“一是我在散文诗歌中读过一些描写自然山水之美的作品，喜爱欣赏自然山水之美；二是我的故乡多山，自小喜看山景；三是胡先生好画崇山峻岭，画风又雄强豪放，刚好符合我的审美趣味。”画展后，刘纲纪就想拜胡楚渔为师，学习中国绘画，像他那样来画山水。一开始父亲是不同意的，但最终还是拿出二十块现大洋交了学费，让刘纲纪拜师学艺。对于这一点，刘纲纪对家人始终心怀感恩。在胡楚渔先生的言传身教下，刘纲纪懂得了怎么用笔，怎么用墨，怎么用色，怎么构图，接受了比较严格的训练，打下了中国画的基本功。但只学了两年，就因为经济原因而中断了。虽然绘画学不成了，但由于恩师王德文先生的关照和支持，刘纲纪将兴趣转移到了美术理论上来，先后阅读了余绍宋编的《画法要录》（两函八册）、俞剑华著的《中国绘画史》、石涛的《画语录》、方薰的《山静居画论》、丰子恺的《西洋画派十二讲》等，初步积累了艺术史论的基本知识。后来，刘纲纪到贵阳念高中，更是大开眼界，欣赏到了徐悲鸿等不少名家的作品。

1952年，刘纲纪考上了北大。北大的文娱生活很丰富，每周都有电影、舞会、乐团演出。这对于热爱艺术的刘纲纪来说，不啻如鱼得水。除了埋头学习哲学、美学理论之外，刘纲纪还参与了许多文艺方面的活动。他先是参加了国乐队当了一名笛子手；后又与中文系的几个同学发起创办了北大诗社，邀请著名诗人艾青等人到北大讲演，后又主编《北大诗刊》，发表同学们的优秀诗作和翻译作品。除了参观了邓以蜇、宗白华、黄子通、高名凯诸位先生丰富的私人收藏之外，刘纲纪还经常到故宫观览和揣摩历代名作。显然，这些经历都非常有助于他日后的美学研究和艺术创作。

在“文革”期间，刘纲纪被下放到襄阳放鸭子。这样的困境也没有影响他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依然保持着对艺术的热爱。放鸭子的时候，他就带着速写薄，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看到美丽的田野景色就画下来，或者观察描摹鸭子各种各样的动作姿态。日积月累，速写薄里不仅有铅笔画，还有水彩画和蜡笔画，成了他在那个特定时期最美好的记忆和财富。到了八十年代，刘纲纪的书画创作日益精熟并高产，现存的大多数作品都是这个时期创作的。对于这个时期，刘纲纪总结道：“八十年代这段时期，一方面是我个人学术研究比较顺利的高峰时期，另一方面，也是我心情较好，精力充沛，写作外从事书画创作收获较多的时期。”进入九十年代后，刘纲纪的创作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他在充分分析和肯定了“四王”的成就和历史地位的基础上，开始临摹“四王”的绘画，某些作品同“四王”的风格比较接近。

2012年11月，武汉大学举办了“中国当代美学的回顾与展望暨刘纲纪先生八十华诞庆典”系列学术活动。期间，由湖北美术学院和湖北美术家协会共同举办了“当代学术名家：刘纲纪书画展”，展出了刘纲纪150余幅书画作品，引起了观赏者的浓厚兴趣。同时，《刘纲纪书画集》也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使得刘纲纪一生的主要艺术创作得以公开印行。也正因为刘纲纪在书画、文艺等领域的独特造诣，他先后被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这份殊荣在理论界可以说是相当罕见，这就足以见出刘纲纪艺术修养的全面、高超。

对于刘纲纪在书画创作上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湖北省文联原主席、终身成就艺术家周韶华先生是这样评价的：“刘先生的作品寓意深刻、意境浓厚，书法达到了自由状态，是纸上的乐章和舞蹈。”武汉市政协副主席、原湖北省美学学会会长彭富春教授认为：“刘先生是思想家中的艺术家，艺术家中的思想家。他的书画最大的特点是思想性，书法简约，绘画空灵，深得宋元艺术家的精髓。”

二、只为真理的“学界苦行僧”

刘纲纪做学术研究不唯上，不畏权威，坚持实事求是，只为真理。1956年，年仅24岁，还在北大哲学系读本科的刘纲纪，在《美术》杂志发表了《一本用庸俗社会学观点写成的中国美术史》一文，震动了美术界。该文以敏锐的问题意识，全面而准确地剖析了胡蛮以弗里奇庸俗社会学观研究中国美术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刘纲纪并不知道胡蛮是从延安来的老同志，还到苏联留过学，只知道这本书当时很权威、很畅销。因此，为了维护传统文化，捍卫真理，在受到了蔡仪先生的鼓舞和肯定后，刘纲纪一抛自己年轻资历浅的包袱，大胆写出来了这篇论文。由此可见刘纲纪学术研究上的大胆勇气和文化使命担当。

在中国美学史研究方面，刘纲纪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为指导，于1984年出版了《中国美学史》第一卷，1987年又出版了第二卷，填补了中国很长时期以来没有一部系统的中国美学史的空白。之所以当时要写一本《中国美学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冯友兰的启发，他的《中国哲学史》写得很好，材料很丰富。刘纲纪当时就想，既然冯先生写出了《中国哲学史》，那为什么不可以写一本《中国美学史》呢？于是他就着手在准备了。刚好李泽厚邀请他写《中国美学史》，他就答应下来了。这两卷《中国美学史》，刘纲纪当时是下了相当大的功夫的。出于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热爱和继承发扬中华美学精神的使命意识，刘纲纪一直想写出七卷本的《中国美学史》。关于他要重写《中国美学史》的说法，最早见于李泽厚的《世纪新梦》这本书里。别人采访李泽厚，问他“有没有可能写完《中国美学史》？”他回答说：“这书主要是刘纲纪教授写的，刘教授曾告诉我他决心写完这部著作。”这说明，很早以前，刘纲纪就说过这个话，有过这个想法。直到去世前，他还在搜集整理相关资料。为了重写中国美学史，他已经做了三十多本笔记，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写完，引为憾事。

刘纲纪做学问非常踏实勤勉。当年，王朝闻先生来武汉看望他，远远地看见他蹲坐在房子外面的小板凳上，双手趴在一张小桌子上，一手拿着烟扶着纸，一手拿着笔在写文章。看到这一幕，当时王朝闻先生是既感动又难受。于是他马上跟学校反映，才给刘纲纪调换了一个好的宿舍，算是改善了学术研究的条件。为了写中国美学史，那段时间刘纲纪白天上课、会客，晚上赶稿，大夏天打着赤膊，抽着烟写到深更半夜，床单、蚊帐上燎出了好多烟洞。正是有这种苦功夫，刘纲纪才完成了如此宏富的著述。李泽厚就公开说：“我觉得他（指刘纲纪）的水平很高，思想深刻。在目前的中国美学界，无论从美学理论上还是从对美学史的了解和掌握上，他都是数一数二的，……他一直埋头工作，不计名利，对科学有献身精神。”直到2002年，李泽厚在《浮生论学》一书中仍坚持这一看法，说：“做美学研究的当代我们这辈人中，我认为刘纲纪是最不错的。”虽然“他最近还很厉害地批判我。但他有哲学深度。”这无疑代表了国内外学界对刘纲纪的基本看法。由于平时查找资料、来回走动思考问题等太过于频繁，刘纲纪在武汉大学北三区28栋的书房里，硬生生踩出了一条长长的坑！这得多么用心用力才能做到啊！美国著名华人学者傅伟勋教授就为其治学的勤勉所折服：“治学之勤，功力之深，令人叹赏。”这是非常中肯的评价。正是因为刘纲纪的治学如此勤勉，以至于获得了学界苦行僧的清誉。

三、心系家国的“卫道士”

“卫道士”这个词，在近现代的衍化中，已逐渐沦为了一个贬义词，这让我很不以为然。在我看来，真正有信仰、坚守正道并传播正能量的人，都可以被称作卫道士，而刘纲纪先生堪称其中典范。先生对党的忠诚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继承和发扬，对家乡故土的眷恋、回报都是发自他内心的最为真挚纯粹的追求，是我们后辈所要努力学习的榜样。

贵州人，是先生的出身标签。刘纲纪的父亲农作之余还做点小生意，虽然比一般老百姓要略宽裕一点，但因为躲避“抓壮丁”而不断搬家导致生活条件依然艰苦。刘纲纪本来还有其他四位兄弟，但由于条件艰苦、营养不良，他们先后早亡。有鉴于此，父亲怕他也和其他兄弟一样，于是请和尚给他看相并取了个吉祥的小名——长寿，希望他能健康平安。因此，虽然刘纲纪的童年是清苦的，但家庭的温情却又让他收获了安宁的幸福。也正因此，家乡在他的心里始终占着重要的位置，他对家人的支持和付出，故乡水土的养育，师友的关心帮助，一直都心怀感恩。先生每次都会说，他是贵州农村出来的，贵州地处西南边陲，培养个人才不容易，自己取得成就后要努力回报家乡。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每逢家乡来人，他都会热情接待，家乡有所托，也必定竭力完成。

在2016年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贵州十大文化名人文选”系列丛书里，刘纲纪的《美学与文化》是其中的一本，在这本书里，他非常认真地选录了十一篇论作，其中就包括探讨家乡安顺文化的《安顺文化沉思录》、《安顺画坛的一代宗师》、《故乡的文艺》等三篇文章。他在《故乡的文艺》中所描写的家乡的“跳地戏”、“玩花灯”等传统文艺活动，生动再现了当时的回忆。而在《安顺文化沉思录》中，对故乡安顺文化的“刚健、质朴、奇诡”三个典型特征的概括，对安顺文化来龙去脉的梳理，无不说明了他对家乡故土的熟稔和深切怀念。而安顺的这种文化基因，也深刻地塑造了纲纪先生的性情、才行。我们观赏纲纪先生的山水画，可以从其山水画作的奇绝、雄浑、强劲、真朴中明显看出安顺文化的影子。

而在贵州所经历的解放前后的生活，让刘纲纪养成了爱憎分明、正直刚毅的性格，并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了信任和敬意。刘纲纪曾说过，他年少时曾亲眼目睹几个国民党士兵在一个茶馆胡吃海喝后不付钱就扬长而去。他问茶馆老板为什么不向他们要钱，茶馆老板不但不回答，反而还反问先生：你敢去要吗？末了还数落先生太年轻，不懂得这个世道。先生一直对此颇为感慨。时至贵州解放初期，当地土豪劣绅的审判大会上，解放军历数这些人的罪状，并在老百姓的群情激奋和大力支持下，予以枪决，并按照条例有理有序地分配田产等。这种鲜明的反差，让先生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极好的印象，这也成为他日后积极申请入党的一大动力。先生对党的忠诚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发自他内心的最为真挚纯粹的追求。

先生常说：“没有脱离政治的学术。”做学术一定要关心政治，为国家和社会的事业发展服务。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曾经有一次，有几家期刊、报纸同时向先生约稿，但先生只选择了其中一家，即《人民日报》。问及缘由，先生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人民日报是我党的机关报，为党报写文章是我的义务，也是我能为党和国家做出的一点贡献。”先生的话让人动容，这是多么坚定的信仰啊。在这个崇高感被日益消解的时代，先生的这种境界和觉悟，尤为难能可贵。对祖国的热爱还体现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和自信中。为了进一步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刘纲纪还将中华民族精神的典型特征概括为：热爱和平而不怯懦，刚健自强而不暴虐，谦逊有礼而不自卑，深谋远虑而不自大。这三十二字基本上概括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典型特征，是刘纲纪对祖国和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真切表达。

四、仁爱包容的名师

在北大求学期间，刘纲纪得到了三位恩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邓以蜇、宗白华、马采。在与三位先生的交往中，刘纲纪孜孜不倦地向他们学习美学与中国书画史论方面的知识，与三位先生建立了终生难忘的师生情。后来刘纲纪到北京参与编写王朝闻先生主编的《美学概论》时又得见朱光潜先生，得到了朱先生极为热情的关怀和鼓励。这些求学路上对他付出了关心和鼓励的恩师，是刘纲纪一辈子所不能忘怀的。他也以这些恩师为榜样，在日后也尽力帮扶同仁，提携后进。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叶朗在1957年被打入“另册”处境艰难时，刘先生写了封长信，向学校推荐他到武大任教。回顾往事，令人动容。从1985年武汉大学举办第一届樱花笔会以来，刘纲纪一直坚持参加“樱花笔会”，即便是去世前一年，刘纲纪拖着病躯依然坚持参加，指导青年学子的书画创作，这是尤为难能可贵的。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易钢说，大学时代让他最难忘的要属刘纲纪教授对他的教诲哲学系周易概论，那时刘先生的美学课全校开放，他基本上一节不落。大学毕业后在党校工作的易钢还曾就美学的有关问题写信向刘先生求教，刘先生耐心详细地给予回复，回信多达几页纸。

刘纲纪对学生不但非常关爱，在思想上也非常宽容。老师从不要求学生与自己的观点一致，甚至从来不指定学生的论文选题，一切都是自由的。甚至在给学生赠书中的题字也是以“同志”“学弟”“学友”相称。这是老师的可亲，这是老师的宽待。易中天先生就谈到，“三十八年前，先生参加我的硕士论文答辩会。虽然学术观点不同，且在会上发生争论，先生却仍然给予高度评价”。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老师对学生没有要求。只不过这种要求不是以“逆从”与否来判断，而是从学术上来判断。老师总是教导我们要深耕学问，要潜心艺术，至少做中国第一流的学者。这是老师对学生的所有要求哲学系周易概论，也是最大的要求。他最经常说的治学路径就是“打通中西马”。他认为作为一名中国人，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经典非常熟悉；同时作为一名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尤其是作为一名中共党员，要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经典文本非常熟悉；同时身处全球化时代，要对西方文化和经典也要很熟悉；在这三者都熟悉并且融会贯通之后，才能确保自己做的学问有文化根基，有学理依据，有现实价值。

刘纲纪不但学问做得好，讲课水平也是相当之高。文革后，美学迎来了一波热潮，刘纲纪的美学课程面向全校开放。由于哲学功底扎实，他讲起美学问题条理清晰，逻辑严密，非常有说服力。同时由于艺术修养也很高，各种艺术史经典案例信手拈来，对经典艺术作品的分析也是深入浅出，生动有趣，使得大家在美学理论的学习中既收获了知识，掌握了品评艺术现象的方法，提升了艺术修养，又丰富了审美体验，获得了良好的审美愉悦。因此，旁听者甚多，而美学讲座更是场场爆满，学生评价非常高。据浙江大学王杰教授回忆，当年武大哲学系1978级毕业生中有2/3的学生报名请刘先生指导美学毕业论文，刘纲纪的名师魅力可见一斑。

（学术研究是清苦的，但我们在这条路上并不孤独。先生在我们近旁，为我们闪耀着最真粹的两束光：生命的力与人性的美。即使先生不曾把学术的清苦一扫而空，至少他凭这两束光已给我们指点了大路。跟着先生走吧，跟着美走吧。让我们继珞珈美学之精神，扬中华美育之荣光。）

参考文献：

孙家兰：《怀念》

张玉能：《刘纲纪对中国当代美学的独特贡献》

邹元江：《刘纲纪先生的学术人生》

聂运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刘纲纪先生访谈录》

张 敏：《探赜索隐钩沉致远——记珞珈山上的沉思者刘纲纪先生》

龚文德，王海龙：《刘纲纪的真善美学术人生》

王海龙：《记我的老师刘纲纪二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