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教化·教化的儒学

史学与哲学的互诠

——我从刘家和先生学术思想中获得的教益

李景林

四川大学哲学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今年，欣逢刘家和先生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七十周年，在此，我要对先生七十年献身史学研究与教育事业获得的非凡成就论周易的哲学思想论文，表示热烈的祝贺，表达由衷的敬意！祝先生健康长寿，思想学术之树长青！

我第一次得见先生，是在1995年5月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举办的“钱宾四先生百龄纪念”会上。先生以“中国文化，一个永恒的研究课题——纪念先师钱宾四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为题的发言，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意识做了深刻的分析，对当时流行的将一切现实弊端归罪古人，“黜黄色文明而代以蓝色文明”的种种论调提出了有力的批评，特别强调：“一个国家、民族，如不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持有敬意，则将何以自重、自强、自立？”[1]在当时中国社会各种明暗上下交织的西化思潮甚嚣尘上的思想背景下，刘先生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充满敬意和同情了解的演讲，谦和平易的学者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业师金景芳先生门下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和学术评议，外地常请的先生有两位，一位是李学勤先生，另一位就是刘家和先生。我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主席请的是李学勤先生，刘先生则是我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阅人。我本科、硕士是哲学出身，博士学位论文题为《孔孟心性思想研究》，也是一个哲学史的题目。这在先秦史专业的博士论文中略显另类，自己对此也有些心里没底。但是，刘先生对我的论文却给予了很积极的评价和鼓励。如有关孔子的“性与天道”论，先生指出“前人多谓孔子罕言性与天道，以至于不可得而闻。这是误解”。乃举“顾亭林以为夫子教人文、行、忠、信，而性与天道已呈其中”之说，表彰我的论文结合《论语》与《易传》以论孔子的心性思想，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深入一个境界，创获甚多”。说实话，我以前并未注意到顾亭林这一说法。刘先生随手拈来此说对小文作画龙点睛的评论，可见先生对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熟稔和深厚功力。我循此复按顾氏之说，使自己对这一问题有了更本质性的理解。另外，先生对论文中多用中西哲学比较的方法亦给与了充分的肯定。先生深通中学与西学、史学与哲学，其对小文相关内容的评论，虽寥寥数语，但都切中肯綮，颇见点石成金之效，使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得到一种深化和升华。当时自己的学术道路正在初步形成的阶段，先生的指点，使自己增强了信心，更加明确了学术的方向。

2001年，我调来北师大哲学系任教，有了更多当面向先生请益的机会。初来师大的几年，我去先生家拜望比较多。春节时，也会去家里给先生拜年。在路上、在专家餐厅就餐常与先生相遇，都会聊很长时间。有时，先生也会打电话让我过去，就一些他所关心的问题来谈一谈。后来，师母身体不太好，觉得不大方便去家里叨扰，春节、教师节等，就常改为电话上来问候。先生出了书、发表了文章，也总会让蒋重跃老师转送给我。

我的专业是中国哲学，先生和我聊天，当然也主要是谈中国哲学的问题。不过，先生对当代西方哲学很关注，有很深的理解，对相关研究动态亦了如指掌。记得有一次去拜望先生，先生谈到当代西方哲学诠释学的问题，并特别指出国内相关研究，要关注洪汉鼎先生的研究和著作。当时，我正在给学生讲授“中国哲学方法论”课程，就特别找来洪汉鼎先生的书和论文来读，并介绍给学生阅读和讨论，获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先生既得中国传统学术之神髓，又贯通中西印、文史哲，既是通家，在很多领域又是专家，其学既广且深，我辈真的是无能望其项背，窥其堂奥。自己每亲炙先生，既常怀一份望洋兴叹，欲从莫由的惶恐，而终又能由先生的随机指点得到开示，获益多多。可能是因我个人的从学经历使然，觉得刘先生对学术问题的讨论，似乎总在不经意间运用着一种方法，这或许并非先生有意为之，但我对此却感受颇深，也受益最大。对自己从刘先生处所感受到的这一方法，我无以名之，姑且称之为一种“史学与哲学互诠”的方法。

譬如，我们中国哲学专业的学者研究老子，主要会从诸如道、德、无名、有名、自然、无为，“道法自然”“道常无名”“反者道之动”等基本的概念和命题入手，用一种“载之空言”，单纯逻辑分析的方式，来叙述和建构老子的哲学系统。刘先生谈老子的“道”论，入手处便与此不同。先生对逻辑分析的方法也有很纯熟的运用，但同时又把这种逻辑的分析落实在一种历史性的展开活动中来揭示其具体的内涵。黑格尔否定中国有哲学。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他对孔子、《易经》、老子思想的评价都很低。黑格尔把老子的“道”理解为一种“无”或“虚无”，认为它只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国内学者受此影响，也常常用“无规定性”“内涵几乎为零”这一类说法来解释老子的“道”。刘先生作《试说之“道”及其中含蕴的历史观》[2]一文，针对的就是黑格尔对老子的这种误解。刘先生反对黑格尔把老子的“道”理解为一种抽象普遍性的说法，转而从历史性的角度诠释“道”这一概念。先生强调，老子的“道”既非希腊哲学“本质主义”意义上的本体，亦非黑格尔所理解的那种“无”或“虚无”的抽象普遍性。刘先生特别重视老子哲学“德”这一观念之关联“道”与社会历史过程的枢纽作用，认为“德”这一观念，包含着人的意识之自觉的内涵，而表现为社会整体与个体自觉的分化，由此生发仁、义、礼的社会伦理过程，人的历史性由此而得以展开。“‘道”经由‘德’而在人类社会中显示了具体功能与作用。”而“‘德’既是人事历史存在之根据，又是人们评价人事历史的价值标准。”先生认为，老子这个道、德、仁、义、礼的历史性展开，正与韩非子所谓“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历史三阶段说相应。先生运用这种哲学与史学互诠的方法，揭示了老子的“道”作为即历史性展开的整体性及其具体普遍性的内涵，既有力地驳正了黑格尔对老子道论的误解论周易的哲学思想论文，又将老子的“道”与希腊哲学本质主义的实体说区分开来，凸显了中国哲学形上学的精神特质。

就我所见，刘先生对诸如以史为鉴、历史连续性与统一性、中国文明特征等问题的研究，都内在贯通了这一哲学与史学互诠的精神。

古人言学，不作空言无实之论。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3]孔子以六艺教人，而又特重《易》与《春秋》。《春秋》是史，《易》则涵括古人的日常生活之道和生存的智慧。孔子重视《易》与《春秋》，乃因其坚信形上之道和价值的理念，不能徒托空言，必由夫具体的史实与人的生命历程的展开，方能深切著明而达乎人心。孔子所开创的这一思想和学术传统，体现了一种“通人通儒”[4]的精神。现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的研究，经历现代的转型，成为一种依循西方学术模式的分科之学。老一代学者，备具传统的学养与教养，现代学科之“分”不碍其“通”，因而不失其学术原创性的基础与动力。窃以为，刘先生的学术，就很好的体现了这样一种中国思想学术之“通”的精神。后来学者，未经传统学术之“通”性的奠基，而遽然各处其分科，是其学不能无弊。如言哲学者，长于论理，却蔽于空言无实，而无关乎世道人心。自己出身哲学，早期教育环境也很差，故亦不能无此弊。我本科时对西方哲学特别有兴趣，硕士时读中国哲学，也习惯于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的哲学思想。记得我的老师乌恩溥先生对我的一篇关于《周易》的课程论文，做过一个六字批语：“给古人穿西装”。这个评语对我的冲击，不啻一记当头棒喝，也促使我对自己的学术思考和表述方式作一番深切的反思。后来我选择到吉大古籍所跟金老读先秦史专业的博士，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个人由大的学术背景和特殊经历所形成的偏好，虽很难有根本的改变，却可以得到一些有意识的矫正。刘先生的学术博大精深，非我辈所能置评，自己在哲学与史学关系这一方面于刘先生学术的领会，不管准确与否，都是与自己习学经历的反思及由之而来的问题意识密切相关的。

在与刘先生的交往中，有一点让我特别的感动，那就是先生接人待物的平易、亲切、谦和甚至谦恭。

我于先生，是晚辈，也是学生。刘先生与金老是朋友，先生评阅指导过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说句不甚恰当的话，于自己也算有“座师”之谊。但是，自己每次去先生家，先生都会亲自去开门，离开时，也一定要送到大门外面。还有一个让自己赧颜的小细节，就是先生见到我，总以“李先生”相称，我每次都表示羞愧不敢当，先生却依然故我。来师大的头些年，我过节时会去看望先生。先生年事渐高，师母身体又不好，怕给他们带来不便，加之我过节时也常不在北京，就改为电话拜年、问候。春节和教师节两个节日，先生总会揣摩着时间，想办法抢在我的前头打来电话。如果我先打了，先生一定会说，看看，又让你抢了先。与先生谈话，也不总是谈学术，先生每每会问起我爱人、孩子、孙子，及我的父母的情况，对我的生活状况，可谓关怀备至。我见先生，也自然单称“老师”，而不称“先生”，盖觉“老师”的称呼，较之“先生”更加亲切也。从这些细微之处，我们会对先生的真诚、亲和、高尚的人格感召，获得一种真切的感受。

文革中有一句很好的流行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刘先生在为学为人、学养修养两方面所达到的精神境界，永远是我们景仰企慕的榜样。

[1]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新亚学术期刊编辑委员会：《钱宾四先生百龄纪念会学术论文集》，即《新亚学术集刊》第十四期（2003年），第433页。

[2]载《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3]《史记·太史公自序》引。

[4]钱穆先生论中西文化学术之别有云：“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见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序，第1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来源 | 《文史知识》2023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