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中国的政治体系何以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抗变能力？众多学者对此做出了解释，其中，费正清采用了“朝代循环”的概念，金观涛则提出了“超稳定结构”。这些观点各有洞见，但都肯定了儒学与儒士在其中的作用。赵鼎新则想进一步回答“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儒学和儒士的产生和壮大？” ，“为什么汉武帝时期中国形成了所谓儒法国家而非简单的儒学国家？”等问题。如果你也很感兴趣的话，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赵鼎新眼里的帝制中国吧~

赵鼎新著，夏江旗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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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图源：浙江大学官网）

赵鼎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现任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社会学、社会运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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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开篇明义，在引言中即提出了他的中心观点：春秋-战国时代频繁的非摧毁性的战争催生了工具理性文化，这种效率导向型的文化从战争行为领域蔓延到社会其他领域，形成了累积性发展，最终推动了社会的演变。但同时，这种演变受到中国帝制时代特殊的权力结构模式的影响，战争力量最终在秦统一六国后被国家力量控制，最终在汉朝诞生了儒法国家。

简而言之，本书整体上建构了这样一个解释框架：“频繁的非摧毁性战争”和“权力结构模式”这两个机制共同作用了帝制中国稳定的政治体制模式（即“儒法国家”）的形成，其中，前者是社会演变的根本动力，后者则是社会演变方向、形态的决定性力量。

//“战争驱动型理性”和“社会权力结构”视角下的东周史

霸主期（BC770年-BC546年）

西周崩溃后，诸侯国开始互相征战以攫取霸权，战争数量急剧增加，为了在反复发生的战争中存活或者壮大战争历史图书，国家开始摆脱西周的道德礼仪限制，以便能更有效率地赢得战争，这样就催生了效率导向型的工具理性文化。这种工具理性文化随之便扩展到了社会其他领域，尤其是领土分配问题，引发了二级和三级封建化浪潮，时代进入了转型期。

转型期（BC546年-BC419年）

不断加深的封建危机使得诸侯国不再热衷于开辟疆土，“晋楚弭兵”后，霸主时代终结。二流国家和新生国家争相上位，战争压力使得各国通过建立非世袭制的科层体制和发动土地、税收改革来提升国家实力。而国家组织能力和战斗能力的提升，又反过来催生了诸侯国更强的征服欲望，于是便迎来了全民战争期。

全民战争期（BC419年-BC221年）

在激烈的领土扩张中，战争伤亡人数急剧增加，社会动荡，百姓急需有人来解释这种现状，另外，工具理性文化的扩展使得私教开始兴盛，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即“百家争鸣”。其中，法家因其突出的实用性特点而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开始作为重要思想指导各国的改革。商业活动开始兴盛，为战争提供资财，服务于战争。商鞅变法后，秦国实力大增，最终统一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科层制帝国。

//儒法国家的诞生

秦帝国建立以后，秦始皇实行了一系列集权措施以加强统治，大大加强了政治力量。另外，法家思想主导下的改革使得意识形态力量与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大一统的科层制帝国驾驭了战争力量战争历史图书，而商人阶级也因频繁战争的结束而重新被排挤到边缘地位。至此，其他社会力量完全被国家政治力量所控制。

汉武帝时期，儒家学说经历董仲舒改革之后，上升为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而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凸显出其较强实用性的法家学说，则继续为政治力量服务，成为了汉武帝在统治的实际操作层面的指导思想。最终，以儒学为合法性基础、以法学为御民之术的科层制国家形态“儒法国家”就此诞生。

//帝制中国政治模式的稳定性

汉朝以后到辛亥革命的两千年历史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多量上的变化，但却没有产生过根本性的变化，帝制中国的政治模式在朝代更迭中自我更新，延续不断。究其根本原因，作者认为，这种稳定性来源于儒法国家形成后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的相互依存关系。

（1）儒法体制成为国家稳固的基础。

由于儒学与政治力量相互依赖，在后来的朝代中，即使是少数民族政权，拒绝儒法体制就意味着无法获得儒士阶层的合作，从而无法为国家合法性建立一个稳固的基础。

（2）军事权力边缘化。

由于意识形态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紧密合作，文官地位不断提升，导致军事权力边缘化，这也造就了中华帝国整体上一种注重和平、不事扩张的内敛性格。

（3）通常对各类宗教信仰抱持宽容态度。

儒教实际上是一种世俗化的理论规范，儒士兼具“神父”和政府官员的双重角色，且其以祖先崇拜为中心展开的礼仪体系也满足了宗教需要，使得其他宗教无法渗透进政治核心领域，因此政府一般对宗教持有宽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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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亮点

《东周战争和儒法国家的诞生》缘起于赵鼎新先生的《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The - State: A New of ）一书。作者本人也在引言中提到了本书在征引、概念定义和理论分析等方面的不足，但其在观点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也是不容忽视的。

♦ 本书结合韦伯的“工具理性”和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理论，提出以战争和社会权力结构作为体系格局更迭、制度改革甚至文化演变的驱动力的观点，这与传统的生产力决定论有着很大区别，其观点本身就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作者站在一个宏观的层面去看待历史，关注中国历史的整体变迁。正如作者本人所言，“抱有对大历史的关怀”，才不会陷入地方性数据资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作者在定量分析中采用了一些非常细微和新颖的变量，视角独到。例如通过国君非正常死亡率和贵族势力强度的相关性来分析封建危机的发展，通过主动发起战争中卷入的国家数量来分析霸权的兴起或衰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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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马 莉

审核| 邢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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