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带着作家的新身份回到北京，接受媒体采访。（图/由被访者提供）

演员、编剧、摄影师、老板、短视频“网红”曹操，在拍了200多部戏后，决定写一部历史悬疑小说。“不懂”是他做一切事情的出发点，“我干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其实就是缺什么补什么的过程”。

✎作者|L

北京的7月正午，高温令人困倦，刚回中国不久的曹操也带些疲态。

他身着便装，背靠沙发，等待记者的到来。访谈在他的工作室二楼进行，灯光、桌椅以及其他道具都是现成的，除了放置几本他的新作《金宫案》，其余部分几乎不用做任何调整。

常看他视频的人，一眼能认出，这就是曹操平日直播的地儿。

匆匆吃了顿饭，曹操换了件宽松的衬衫，拿了把折扇，一副说书人的样子。

在摄影师开机前，曹操特意嘱咐：“我左脸好看，这是当演员的经验。”

镜头对准他，他又侧侧身子，立马兴奋起来。熟悉的曹操回来了。

他有一口地道的京片子，能熟练地将儿化音放在合适的位置，说到有趣之处，他的肢体语言也渐渐变得丰富。

在谈论他的小说之前，他先讲了两个故事，一个关乎他为何学中文，另一个则是他幼时的梦。

二十来岁时，曹操和同龄男孩一样，“爱装酷”。

彼时，他正在读大学，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学一门外语。

同学们的偏好是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曹操觉得“学的人太多，不酷”。

他想学汉语，起码在喜欢的女孩面前说起来时，也有面子。他未曾想过，这一学就是27年。

再将时间指针拨回到他的童年。当老师问孩子们“长大了，你想干什么？”时，有人说医生，有人说律师，曹操的答案显得格外抽象，“我希望我的生活像小说里的角色那样，能慢慢探索无穷无尽的新世界”。

如今，机缘巧合下习得的中文与对世界的探索欲联结在了一起，曹操为它赋予了一个充满历史和悬疑意味的名字——《金宫案》。

这部小说故事讲的是，纳谋鲁取奉命调查宫中婕妤死亡的真相，但在探案进程中，他发现了事件背后更大的秘密。

在书作的起始，曹操引用了《韩非子·主道》中的话：“虚静无事，以暗见疵。”在他眼中，这是对本书最好的概括。

“会讲故事的老头儿”

语言能让人对异域产生更深的认知，这在曹操身上也不例外。

学汉语后，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渐趋浓厚。他总去书店找相关读物，但他发现，在书店分区中，“没历史，没哲学，只有一些老外在中国干了一个什么事儿的记录”。

曹操看了几本就开始厌烦，因为“那些作者并不是想表达在中国的游历让他们大开眼界，而是像拿个放大镜，到处宣扬，说‘让我来带你们看看中国最有意思的东西’”。

曹操下了决心，要是他写书，绝对不这样写。在他心里，中国是个历史很长、文化很多元的地方，“值得欣赏的东西太多了，没有必要把‘我’放在中间当主角”。

1996年，曹操来到北京。首都的城市建设尚未大规模进行，“四环还没通，只修到了学院路，过了那儿，有一截小土路，再之后就是中关村，中关村只有一层卖电子产品的摊位，卖碟的人还有不少”。

曹操因拍摄多部影视剧而被中国观众所熟知。图为曹操拍摄工作照。（图/由被访者提供）

当时，曹操住花家地，从房子的窗户往外望去，一片空旷，北边只有一栋楼，一旁是个土豆厂 。

朋友跟他说，在那儿买房是好选择，他心想，那这人得多疯啊。

几年以后，北京大变样。曹操眼见着这座城市修好了路，建了一座又一座的楼曹操历史信息简介百度百科，但在这一进程中，他发觉，“人其实没什么改变，都是热心肠儿，尤其是一些大爷，一搭腔儿就停不下来”。

曹操在生活里遇到过不少这样的人，“他们有特别多的人生经验，所以有很多话想说，我知道他是好心，也觉得他的话有价值，可有时候确实不太能听得进去”。

曹操意识到，某种程度上，自己也是那些爱闲谈的“老头儿”中的一员。

做了20多年演员的他深知，大爷们的絮叨之所以让人难以沉浸，主要问题出在讲述方式上。

疫情前不久，曹操动了写书的念头儿。

他不想曲高和寡，也不想呈现出一种说教的姿态。于是，他开始思索，哪种故事模式更能让读者接受。

写作前，曹操做了些调研。他发现，当今的影视剧和书籍，主要有两类内容，其一是爱情故事，其二是谋杀案。

从小就乐意看侦探小说的曹操，丝毫没犹豫，选择了将后者作为躯壳，装载自己的表达，“这有点儿像是吃药，外头包一层糖衣，就更容易吃得下去了”。

“剧本是说明书，而小说是成品”

曹操演过200多部戏，做演员的时候，他格外喜欢一类叙事——“竞争对手之间不明着打，只是暗戳戳地捅刀子，置身于那种危险感，你会感觉周围全是人，但你完全不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类似的故事，在中西方的文本中都不算多，这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

不过，有个问题限制着他，在中国历史中，明争到处都是，暗斗却非常稀有。

直到曹操了解了南宋与金之间的关系，他毅然把故事背景设置在这段历史时期。

更让他欣喜的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有许多汉化的外来人，他们的经历与自己如出一辙。

曹操新作《金宫案》。

在总结相近的生活轨迹时，曹操说：“这样的身份有个好处，就是能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哪些是人类共通的东西，哪些是自己国家、自己村里才有的特点。”

于曹操而言，写作的过程是磨砺。

最突出的体现，是对历史细节的还原，“想要让读者感到真实，金国老百姓用什么面粉，战场上的兵和宫廷里的兵分别用的是刀还是剑，都要逐一搞清楚”。

有时候，一套大部头的历史书，可能只有两三句话有用处。

曹操拿书中写到的一位太监举例，“他几岁去势，怎么操作，去势的方式和年龄会不会影响他的长相，印象里的太监都是矮胖的，那么有没有高瘦的，全都得研究”。

很多资料、书籍没有英文版，有些更是文言文，对曹操这个老外来说，这些无疑都是障碍。

在3年多的写作时间里，支撑曹操坚持下去的是兴趣。他说：“如果不是觉得这东西特好玩儿，能有人爱看，我就不写了。”

此外，修正过去一些故事中的错误也是曹操沉下心完成《金宫案》的理由。

他说：“做演员最大的痛苦是接了个活儿，必须得干，不然没法养家糊口。以前，为了演好影视剧，我得分析剧本，好的、坏的角色，我都见了不止一次，所以写小说，也是个创作的‘地图’，它很有用，告诉写东西的人，这儿别去，千万别去，因为那是错误累积出来的经验。”

写小说前，曹操写过几个剧本。他觉得，剧本的完成度也很高，可归根结底，“剧本不是成品，它是影视剧的说明书，如果你写剧本，只有四个人会完整地看，一个制片，一个导演，一个演员，外加你妈妈。而小说是成品，它将会面对千千万万的读者”。

最早的一批读者，实际上是曹操的朋友。“每个星期，几个‘书呆子’哥们儿都会坐到一起，拿着八九页正在写的东西，互相分享和交流。”《金宫案》就是在这个写作会上一笔笔改出来的。

“这角色太假了”“这什么文笔啊”“这词儿用得不对”，有时听到刺耳的评价，曹操会坐立难安。

但到了最后，无论话语好坏，他照单全收：“做艺术家必须得了解别人怎么看，接受批评才能发展，对吧？”

客观评价作品，是对艺术家真正的尊重

在成为小说作者前，曹操已有许多身份：演员、编剧、摄影师、老板、短视频“网红”……在外人眼里，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爱折腾”的人。每当别人提出这个判断时，曹操总会讲另一个故事。

那是他上幼儿园时的事儿。某天，园里来了个牙医，老师让所有孩子排队，“牙医让孩子打开嘴巴，挨个儿检查，我那时候5岁，根本没听说过什么是牙医，所以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让我张嘴”。

当别的小朋友照做时，曹操始终将嘴紧闭。

老师给曹操的妈妈打了电话，妈妈到学校询问原因，曹操说：“我想听到他们对我提问的解释，我之所以问，就证明我有不明白的地方。”

对曹操来说，“不懂”是他做一切事情的出发点，“我干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其实就是缺什么补什么的过程”。

曹操坦言，做演员时，自己最不缺的是尊重，“到了现场，听到的话是‘曹老师，您休息室在这儿’‘曹老师，导演让您下一场戏再上’，所有人对我都挺客气的”。

后来，曹操在北京798艺术区的某个艺术空间举办了一次摄影展。

一次偶然的对话让他意识到，真正的尊重，也许来自对作品的探讨与客观的评价。

他和策展人做了精心的设计，一面墙挂中国人拍中国的照片，另一面墙则是外国人拍中国的影像。

中间有一道白墙，参观者可以在上面写下自己的感受。

有一回，一位参观者突然走到曹操跟前问他，从艺术的角度，这种布展应该怎么解读。

那一瞬间，曹操觉得，观众对他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可能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演员不需要过多的智力支持，而策展人、艺术家或者作家，是需要的，所以待遇也就不同”。

书出版后，曹操倒是没着急看读者的反馈。他有个习惯，作品上市的头一个月里，绝不看评论。

“为什么呢？要说我不好，我心疼；要是压根儿不提我，那我更心疼。当然，最糟糕的是那个等待评价刷新的阶段。”

曹操说：“仔细想，做演员、拍照片、写小说，我做的其实都是讲故事。”他犹记得11岁的某天，他买了本“特好看”的小说。

往常，他早已睡下，但那个晚上，他趴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一页页地翻看着。

妈妈上楼问他怎么还不睡觉。他关掉手电筒，等妈妈的脚步声消失，再借着微弱的光接着看。

那段日子的清晨，曹操以同一个姿势醒来——他趴在枕边，手电筒和书上都淌了些哈喇子。

想到这里，曹操越发对作品有明晰的定位：“我想写给11岁的自己。”

7月中旬，曹操的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行。

活动结束，一个孩子买了书，来找曹操要签名。

孩子的妈妈说，孩子是自己主动来的，来之前，他每晚都趴被窝里看上几页。

曹操问他今年多大，孩子回答11岁了。

在慨叹这一切像个轮回的同时，曹操也觉得曹操历史信息简介百度百科，“这辈子干了件值得的事儿”。

现在，书写完了，幼时的梦也成真了。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6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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