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诚信的时代,又是一个欺骗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又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狄更斯《双城记》
一 贫困的历史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人类真正的历史与其说是政治史,不如说是经济史。仅仅30多年前,大多数中国人依然过着极其贫穷的生活。这种贫穷其实已经持续了几千年。至少从进入农耕时代之后,人类就一直如此。清代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云:“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所谓贫穷,首先是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比如食物非常单调,仅够勉强果腹,大多数人都营养不良。人力是主要动力来源;即使去很远的地方,往往也只能依靠步行。很多人没有可以可换洗的衣服,甚至没有鞋子和袜子。户户家徒四壁。因为没有家具,以至于大多数人都不会坐,而是习惯蹲在地上。
事实上,这是农业时代的典型现象,无论中外都是如此。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富裕社会》中说:“人类几乎在全部历史时期都非常贫穷。”在工业革命之前的2000多年里,人类始终挣扎在温饱边缘,有限的资源使战争和饥荒周而复始的出现,这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
如果对人类历史进行简单的归纳,大体可以分为植物时代和矿物时代。
植物时代也可以说是农业时代,除过少数边远地区的渔猎民族,人类几乎所有的财富和必需品都无一例外的来自土地。食物是土地上生长的庄稼(粮食),肉食是对粮食的转化;衣物来自棉麻织物,丝绸同样需要桑叶喂养丝蚕;房屋家具来自树木;加工食物和取暖用的燃料同样来自秸秆树木等植物。可以说,与所有动物一样,人所需要的一切都必须依赖土地上一枯一荣的植物生长。土地的产出决定了可养活的人口数量。
从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世界率先走出了植物时代,但直到200多年后的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基本仍然停留在植物时代,一切物质几乎都依赖土地上植物的生长:食物、木材、棉花、燃料……对一个将近10亿人口的中国来说,极其有限的土地生产只能使贫穷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从食物、衣物、住宅、家具到燃料,这些人们生存的必需品无一不短缺。为了保证大家都活下来,统治者不得不以战争时期的票证供应来对有限物资进行分配。
与传统时代相比,共产主义体制从某种意义上确实实现了贫穷的平均主义;虽然没有做到路不拾遗,但绝对夜不闭户——谁家也没有值得偷的东西。当然,占少数的城市人口和国家干部是贫穷中国的例外。
对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玻璃、铁器、水泥、纸张、塑料都是珍稀之物。窑洞和茅屋是最普遍的民居方式。在那个公鸡报时的时代,很多人没有见过卫生纸肥皂,更不用说抽水马桶;除过太阳和月亮,几乎没有别的照明方式,煤油和蜡烛绝对是难得的奢侈品。对一些人来说,或许手电筒算得上是唯一的电器,人力驱动的自行车和架子车绝对算得上是高科技的奢侈品。如果孔子在2000多年后重新回到中国,他一定不会感到陌生。
改革开放最大的变化是观念:承认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承认中国人是人类的一部分。当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大潮时,中国很快就走出了持续数千年的植物时代,前所未有地进入矿物时代。这一过程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上一辈人还是以步行来移动,这一辈人就已经通过汽车和飞机来移动。这无疑是一场革命。
与植物时代相比,矿物时代的物质财富生产基本都摆脱了对土地的依赖,而主要来自地下矿物质;这种产出不再受到植物生长所必需的阳光的限制,因此它几乎是无限的,人类所拥有的财富突然之间被放大了无数倍。
二 暴富的革命
陈志武先生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一书的自序中写道:
按照经济史学家Angus 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世界人均GDP从444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为基准)到900美元,花了1 880年才翻了1倍;而从1880年到1998年的短短118年里,世界人均GDP却翻了5倍多,从900美元上升到5800美元。中国的经历也类似,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间,中国人均GDP从450美元上升到530美元,近2000年没变。尽管从那以后中国社会动乱不断,但随着晚清洋务运动的深入以及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渗透,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工业化、全球化发展潮流给中国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98年人均GDP上升到近3200美元(以实际购买力为准),也翻了近5倍。
在这段话中,“人均GDP翻了5倍”的根本原因就是矿物时代对植物时代的替代,西方完成这一过程至少用了一二百年,而中国仅仅在二三十年里就完成了这一飞跃。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巨变,自1980年代以来,将近50%人口进入城市,产生了6.5亿离开土地、不事稼穑的新城市人,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人口总和。
矿物时代最典型的物质就是石油、煤炭和钢铁。30年时间,中国的石油、煤炭和钢铁消耗翻了数十倍,彻底改写了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的面貌。对现代中国人来说,食物、衣物、建筑、家具、设备、燃料等各种生活必需品几乎都来自矿物质,而不是来自土地。虽然粮食仍然来自土地,但化肥、灌溉和农药使粮食的产量远远超出植物时代,石油驱动的农业机械使粮食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各种添加剂和化工药物也使肉类食物更加容易生产。
对一个当代人来说,他完全生活在一个矿石物质里:化肥催生的粮食、钢筋水泥的房屋、钢铁海绵的汽车、塑钢家具、耐磨保暖的化纤衣物、方便的化石燃料……廉价的矿石时代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过剩,自动化机器的普遍使用几乎消灭了劳动与工作,人成为一种坐享其成的消费动物。好逸恶劳曾经是一种缺点,或者是一种特权,如今已经成为美德和时尚。在全球化的大锅饭中,勤劳的中国通过供养西方迅速“暴富”:西方得到了享受,中国得到了钞票或者债券。30年前,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农民国;30年后,中国依然不过是世界的“农民工”。当然,这与一些中国人成为“世界首富”并不矛盾。
如果说在植物时代,人们只能得到大自然的利息,那么进入矿物时代后,人们则拿到了大自然的本金。人类延续数千年的物质传承习惯瞬间崩溃,一次性成为矿物时代最典型的生活方式,甚至连人生本身也失去了历史感,而沦为此时此刻的即时存在。我们得到了历史的丰厚馈赠,可以留给后代的却只有垃圾袋。
在矿物时代,经历数亿年才形成的地矿资源被当代人一朝之间神奇地打开了。“我们不只是继承了祖辈的地球,而且借用了儿孙的地球。”这就如同一个人的祖上从几千年前就省吃俭用积攒财富,历经几十代终于攒下一笔巨额家产,然后被这个人突然挖开了。以前他只能靠自己的力气养家糊口,而现在他一下午就要把这笔“飞来的横财”花光……因此,我们大可以想象这个人是多么的“富裕”。
从历史看,当下我们的富裕是如此不可思议,甚至连古代帝王都不一定能享受到我们视为平常的物质生活。更不可思议的是,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30年间。30年前,人们最奢侈的理想还是吃上一口饱饭、穿上一件没有破洞的衣服、有一间不漏雨的房子……30年后,人们将满桌的饭菜倒进垃圾桶,衣柜里堆满从未穿过的新衣,无人居住的新房随处可见……
1979年当代社会四大污染是什么,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群体人均存款不足10元,而安徽凤阳县每个农民平均存款只有0.5元;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储蓄最高的国家,人均存款超万元,而黑领云集的北京人均存款将近10万。虽然有极其可怕的通货膨胀和贫富差距,但30年增长了1000倍,这是一个无可质疑的事实。从1979年到2009年,中国GDP增长了将近100倍,人民币总量增加了700多倍。这种高达百倍的物质激增只能用“暴富”甚至“革命”来形容。
矿物时代的穷富差距基本在于数量而不是质量,从实用功能来说,富人的吊灯与穷人的灯泡之间并没有太大不同。物质的丰裕基本实现了消费的共产主义,所谓富人往往只是一些疯狂贪婪的囤积者和挥霍者。免费的地矿资源与高效的自动机器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以至于许多商品从生产出来就成为垃圾。对暴富起来的当代人而言,廉价而过剩日用品如同空气和水一样近乎免费。
三 繁荣的焦虑
30年来,特别是加入WTO(世界关贸组织)10年来,中国依靠全球化经济体系,利用国际资源、资金和技术,迅速完成了矿物化社会的转型。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世界上化肥生产和消费最多的国家。从1984年到2007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21%,但化肥投入增长了200%。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水泥生产国,在过去20年里,中国的钢铁、钢铁制品、水泥、塑料和化学纤维产量分别提高了5倍、7倍、10倍、19倍和30倍,而洗衣机的产量则增加了34000倍。作为矿物时代的标志物,中国的汽车数量在不到30年里增长了10000倍,从人均汽车世界倒数第一变成世界最大汽车市场。中国人似乎一下子从自行车时代跳到了汽车时代。
茅于轼先生在《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一书中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叫人大为惊异。30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30年间,中国餐桌上的动物类食品消费量翻了几番。为了养猪,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玉米进口国。在一个30年前还以胖子为荣的中国,减肥正成为全民焦虑。
凭心而论,这种“暴富”和“革命”并不是政治的恩赐,而是技术的结果,因为我们掘开了地球。位于陕北不毛之地的神木堪称这种“暴富革命”的典型标本,仅仅几年前还是“国家级贫困县”的神木,因为地下埋藏的黑金,一夜之间成为“中国首富”。一个生活配套缺乏,生态环境恶劣的小县城,转眼间飞涨的房价直逼国内甚至世界一线城市。
在这场暴富运动中,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遭遇到一场天翻地覆的革命,“发财”成为唯一的“硬道理”,占有、掠夺、囤积、挥霍、炫耀成为一种受追捧的成功术。在丰裕得过剩的物质面前,人显得如此卑微,财富彻底剥夺了人类最后的尊严。疯狂的财富逻辑消解了道德、政治和伦理的意义。一个去道德化和去政治化的社会里,人们无不感到自己已经被历史放逐。自卑、郁闷、愤懑、焦虑如同一场瘟疫,弥漫在这个物欲时代的每一个角落。从某种程度上,今天的人们并不比贫穷的祖辈们更加幸福和更加有尊严。至少有一点,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在繁荣的和平时期出现过像今天这样多父母健在的“孤儿”——他们被叫做“留守儿童”。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有这么多一夜暴富的“暴发户”,粗鄙、无耻、恶俗、野蛮、贪婪、低智。事实上,整个中国社会都弥漫着暴富后的迷茫,如同一个突然中了头彩的穷光蛋,一时之间几乎手足无措忘乎所以。在一个暴富时代,我们都失去了历史,也失去了未来。在欲望和金钱面前,人的想象力总是显得如此贫乏。南怀瑾先生说:“今日的世界,物质文明发达,在表面上来看,是历史上最幸福的時代;但是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在精神上,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痛苦的时代。”
这种从古代到现代的巨变其实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鲁迅先生曾说:“中国社会上的状况,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都摩肩挨背的存在。”如果以大多数人进入物质丰裕时代为标志,最近这30年才真正完成了这一现代蜕变——中国用3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世界100年才走完的道路,西方几代人的生活变迁在中国一代人身上迅速完成。
这种财富爆炸导致的物质革命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一切变化也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无论是人的认知能力和精神面貌,社会的自治意识和公共伦理,还是国家的文明程度与法治精神,一切依然停留在传统时代。或者说,中国仍然没有走出托克维尔时代——托克维尔曾经这样批评:中国传统的官僚专制体制吞噬了社会的创造力与能量,“平静却不幸福,勤劳却没有进步,稳定却没有力量,有物质观念却没有公共道德“,“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专制制度从本质上支持和助长了这种感情”。
作为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最大的制造和加工中心,没有全球化,中国不可能用30年走完西方国家用200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对中国而言,或许最大的障碍依然是“李约瑟难题”。在传统宗法文化的路径依赖下,非正义的特权政治始终桎梏着中国难以跳出历史的轮回和革命的陷阱。自然经济结构中的狭隘旧习、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残酷与幼稚、现代社会机械理性化的种种弊端,以及后工业社会特有的道德贫困都在同一时空的中国暴露无遗。
四 消费的悖论
在世界最贫困的时代,诞生了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富裕不仅在经济学之外,也在历史学之外。李嘉图堪称经济学上的达尔文,他提出人类社会“物竞天择,强者生存”的合法性。如果说农业社会是人类生存需求的结果当代社会四大污染是什么,那么资本主义完全是奢侈欲望的产物。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评家凡勃伦指出,所有庸俗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都以享乐主义和乐观主义为前提。享乐主义把人看作“快乐和痛苦的计算者,俯仰浮沉于刺激力推动之下,好像一团性质相等的快乐欲望的血球”。
这是一个廉价的世界——廉价的食品、廉价的燃料、廉价的信用和廉价的男男女女,唯一的遗憾是它不可持续。“如今的普通人在饮食、娱乐、个人交通和休闲方面生活舒适,而一个世纪以前富人也从没有享受过这种生活。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个人的许多欲望都不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当消费越来越成为一件技术活儿时,消费比劳动更像现代人类的第一属性,人们总是在学会挣钱之前先学会花钱。
消费与浪费之间界限越来越模糊,现代经济已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浪费经济。“良田万顷,日食三升。大厦千间,夜眠八尺。”人的需求是有限的,但人的欲求却永无止境。大量生产带来的丰裕与过剩已经成为矿物时代的基本状态,一方面人们从满足需要走向满足欲望,炫耀和囤积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过剩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和失业危机,大大消解了社会的幸福感。
圣雄甘地有句名言:“地球上的一切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却不足以填满每个人的欲望。”人生有两种悲剧,一种是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一种是得到了。玩具太多的孩子不一定幸福。温饱解决之后,空虚和无聊便油然而生,人们只好继续加大温饱的砝码,这种抱薪救火的现代悖论制造了一个诡异的消费社会。作为现代社会最主流的意识形态,一方面,消费成为所有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没有消费,人们就会失业,陷入贫困;另一方面,消费也是公民权利的主要表达渠道,至少在物质层面,消费实现最大的民主化。
如果去掉浪费的贬义,消费与浪费常常是一码事。比起消费来,浪费更像一种显示自己财富过剩的特权。成功学的滥觞使虚荣、浪费、懒惰和不道德成为金钱文化横扫一切的广告宣传。很多消费的动机就纯粹出自浪费的要求。比如大而无当的形象工程和过度包装。“多余的财富只能买来多余的东西”。过剩经济导致消费短缺,攀比、浪费、挥霍和炫耀成为消费时代的美德。跨过温饱线之后,随着富裕社会的到来,炫耀性商品成为消费主流,这种“凡勃伦消费”在增加富人荣誉感的同时,也加深了穷人的罪恶感,从而破坏一个社会的群体感和信任感,导致富裕社会的幸福感走低。
历史学家认为,现代是一个浮士德式的陷阱,因为财富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类智慧的增长。“在希望与乐观的假相之下,是挥之不去的对贫穷、不平等、不安全的恐惧。”对于沉醉于欲望和享受的当代人而言,这种暴富完全是饮鸩止渴和涸泽而渔式的。如果说这是一场革命,那么革命的对象正是我们自己。在饥馑的植物时代被虔诚祭祀的祖坟,到了挥霍的矿物时代却被铲平了。这或许只是一个隐喻,证明人们可以控制自己的需求,却无法控制权力的欲望。半个多世纪前,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指出,随着大众消费社会的来临,权力越来越集中于少数精英阶层,代表良心的知识分子被体制化,大众走向沙粒化和低智化。这个“散众社会”的主体是“快乐机器人”。
此地乐,不思蜀。从杞人忧天到罗马俱乐部,与其说人类热爱真理,不如说人类迷恋财富。不幸的是,财富的获取似乎总要以他人的贫穷为代价的。从前的人们常说:贫穷不仅是一种污染,而且是所有污染中最坏的污染。如今人们终于消灭了贫穷,却陷入污染而不能自拔。或许可以说:污染不仅是一种贫穷,而且是所有贫穷中最坏的贫穷。所谓土壤、水源和空气的污染,其实只是现代财富透支技术的藓疖之疾,真正的心腹之患是我们已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再也回不到从前。
古语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中国来说,美国就是未来的梦想,至少在物质上如此,所谓中国梦,就是赚更多的钱,买到更多的食物、衣服、房子、汽车,甚至药品。不幸的是,对“财迷”来说,钱从来都是不够的,因为他有一颗贫穷的心。比自然环境的污染更加可怕的是人类心灵、道德和文化的污染,这种污染导致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贫穷——穷得只剩下钱。
所谓焦虑,往往来源于不确定的恐惧,特别是对未来的恐惧。恐惧有具体的对象,而焦虑则没有。对现代人来说,这是一个一切都不确定的时代,人们不仅害怕失去未来,更害怕失去现在。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有句盛世危言:“我们拥有的财富史无前例,我们从中所得之少也史无前例。……人们正在过剩的丰裕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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