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鸦片战争爆发一百五六十年之后，西方部分学者再次把目光投向鸦片，投向这种让中国人民蒙受巨大苦难的毒品。先有著名汉学家卜正民于2000年编纂出版了《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此书收录了多篇有关鸦片的学术研究论文，研究重点也放在了更全面地探究鸦片贸易的代价和利益上，看鸦片贸易是如何在政治背景中产生和发展的。后有美国汉学家包安廉分别于2001年和2007年发表《现代中国与鸦片》及《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和鸦片》，详细阐述了近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与鸦片之间的关联。更有英国汉学家蓝诗玲因在2015年推出《鸦片战争》而名声大噪。

其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西方学者就已经开始研究鸦片在中国的历史了，其中比较著名的学者有罗凯玲、特罗基、波拉切克等人。波拉切克的研究更是别具一格，他将目光投向清朝宫廷内部的斗争，以此来探究清政府是如何处理鸦片这个重大危机的。几年过后，又有两位重量级的学者分别推出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一位是荷兰学者冯客，他于2004年发布了专著《毒品的文化：中国毒品史》；另一位是美国历史学家贝杜维，他于2005年出版专著《鸦片与帝国之界限：1729—1850年中国内地之禁烟活动》。

所有这些专著都与本书作者法国汉学家包利威的研究遥相呼应，同条共贯。包利威并不是研究中国鸦片问题的新手，而是多年潜心于这项研究的学者，他不但在2010年和2011年分别出版《一种垂危的毒品史：1906—1936年间广州的鸦片》和《中国鸦片史》，而且在许多刊物上发表了有关鸦片的论文。研究鸦片在中国的历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卜正民所说：“大部分明智的历史学家对此题材宁愿避而远之。”但包利威迎难而上，写出一部将近15万字的著作，他仅以较短的篇幅讲述了两次鸦片战争，而将浓重的笔墨用来描述鸦片在近代中国带来的影响。卜正民为本书所作的导读言简意赅：“鸦片实实在在所带给我们的，恰好是让我们得以勾勒出一部浓缩的现代世界史，包利威正是通过这部鸦片在中国的编年史，倾心将一部浓缩的世界史奉献给读者。”

本书作者不但参考了国内著名学者就鸦片及禁毒问题所编写的论著，还参阅了大量的英国外交部及法国外交部已解禁的文件，这对全面了解鸦片问题的来龙去脉很有帮助。本书共有6章，注解之细、参阅的书目之多、列举的题材之广令人钦佩不已。

以经济问题为切入点，借助于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去探究历史的发展进程，这是当代史学家常用的手法，包利威也不例外，他在整部论著当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探讨各地的经济问题，其中既有北方省份的农耕经济，也有南方省份借通商口岸之便利条件，靠鸦片贸易来“拉动”经济的实例。

对我来说，整个翻译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尤其是对中国的近代史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在查阅历史资料的过程中，看到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沈艾娣就乾隆皇帝于1793年写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函所作的解释，感觉她的解释极有新意，正是由于这封信，乾隆皇帝被西方人看作是傲慢自大的君主。西方许多学者都曾引用过乾隆皇帝的这封信，其中给法国读者造成影响最大的专著就是阿兰·佩雷菲特所撰写的《当中国觉醒时……世界将为之颤抖》，佩雷菲特在这本书里恰好引用了乾隆皇帝的这封信，而这部著作在1973年出版之后不久，销量竟高达200万册之多。

一般情况下，翻译汉学家的作品非常有挑战性，因为要准确地还原已译成外语的汉语极为困难，只要能查到引文的出处，一定要采用原文。在获悉自己的作品要翻译成汉语之后，作者包利威也有这方面的担心，还特意发来邮件，询问译者是如何处理引文的，他对自己作品认真负责的态度着实令人敬佩。本书有两段文字，实在查不到原始资料，只好模仿当时惯用的行文口吻来翻译，一是康有为在“公车上书”里所撰写的一小段文字；二是古伯察神父在对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观察时所撰写的那段文字。在本书第五章里，作者还引用了一首上世纪30年代流传于北平的儿歌，这首儿歌先由波兰汉学家夏白龙翻译成波兰语，后由法国学者翻译成法语，也因此儿歌原有的韵味荡然无存。我查了许多资料，都找不到这首儿歌的出处，只好按儿歌的风格再译回汉语，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不押韵。后将作者在介绍这首儿歌之前写的文字译成绝句，与儿歌前后呼应，过渡顺畅，读来十分有趣，同时也准确地表达了作者的原意：“吸毒成瘾家境危，败家毁业路难归，瘦骨嶙峋遍体痛，生不如死悔莫追。”

包利威是中国通，中文造诣非常高。作者为中文版所撰写的序对本书作了一个精练的概述，其主旨是学术研究不能人云亦云，没有代表性的个别事件不应成为学术研究的立足点。作为历史学家，尽可能地还原历史原貌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但愿历史学家们的研究能让我们时刻警醒：决不能让毒品再次在中国泛滥！禁毒之路，任重道远！

（本文为【法】包利威著《中国鸦片史》一书的译后记，有删节，该书已由中国画报出版社于2019年4月出版）

在鸦片战争爆发一百五六十年之后，西方部分学者再次把目光投向鸦片，投向这种让中国人民蒙受巨大苦难的毒品。先有著名汉学家卜正民于2000年编纂出版了《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此书收录了多篇有关鸦片的学术研究论文，研究重点也放在了更全面地探究鸦片贸易的代价和利益上，看鸦片贸易是如何在政治背景中产生和发展的。后有美国汉学家包安廉分别于2001年和2007年发表《现代中国与鸦片》及《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和鸦片》，详细阐述了近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与鸦片之间的关联。更有英国汉学家蓝诗玲因在2015年推出《鸦片战争》而名声大噪。

其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西方学者就已经开始研究鸦片在中国的历史了，其中比较著名的学者有罗凯玲、特罗基、波拉切克等人。波拉切克的研究更是别具一格，他将目光投向清朝宫廷内部的斗争，以此来探究清政府是如何处理鸦片这个重大危机的。几年过后，又有两位重量级的学者分别推出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一位是荷兰学者冯客，他于2004年发布了专著《毒品的文化：中国毒品史》；另一位是美国历史学家贝杜维，他于2005年出版专著《鸦片与帝国之界限：1729—1850年中国内地之禁烟活动》。

所有这些专著都与本书作者法国汉学家包利威的研究遥相呼应，同条共贯。包利威并不是研究中国鸦片问题的新手，而是多年潜心于这项研究的学者，他不但在2010年和2011年分别出版《一种垂危的毒品史：1906—1936年间广州的鸦片》和《中国鸦片史》，而且在许多刊物上发表了有关鸦片的论文。研究鸦片在中国的历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卜正民所说：“大部分明智的历史学家对此题材宁愿避而远之。”但包利威迎难而上，写出一部将近15万字的著作，他仅以较短的篇幅讲述了两次鸦片战争，而将浓重的笔墨用来描述鸦片在近代中国带来的影响。卜正民为本书所作的导读言简意赅：“鸦片实实在在所带给我们的，恰好是让我们得以勾勒出一部浓缩的现代世界史，包利威正是通过这部鸦片在中国的编年史，倾心将一部浓缩的世界史奉献给读者。”

本书作者不但参考了国内著名学者就鸦片及禁毒问题所编写的论著，还参阅了大量的英国外交部及法国外交部已解禁的文件，这对全面了解鸦片问题的来龙去脉很有帮助。本书共有6章，注解之细、参阅的书目之多、列举的题材之广令人钦佩不已。

以经济问题为切入点，借助于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去探究历史的发展进程，这是当代史学家常用的手法，包利威也不例外，他在整部论著当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探讨各地的经济问题，其中既有北方省份的农耕经济鸦片战争中的清朝历史事件，也有南方省份借通商口岸之便利条件，靠鸦片贸易来“拉动”经济的实例。

对我来说，整个翻译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尤其是对中国的近代史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在查阅历史资料的过程中，看到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沈艾娣就乾隆皇帝于1793年写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函所作的解释，感觉她的解释极有新意，正是由于这封信，乾隆皇帝被西方人看作是傲慢自大的君主。西方许多学者都曾引用过乾隆皇帝的这封信，其中给法国读者造成影响最大的专著就是阿兰·佩雷菲特所撰写的《当中国觉醒时……世界将为之颤抖》，佩雷菲特在这本书里恰好引用了乾隆皇帝的这封信，而这部著作在1973年出版之后不久，销量竟高达200万册之多。

一般情况下，翻译汉学家的作品非常有挑战性，因为要准确地还原已译成外语的汉语极为困难，只要能查到引文的出处，一定要采用原文。在获悉自己的作品要翻译成汉语之后，作者包利威也有这方面的担心，还特意发来邮件，询问译者是如何处理引文的，他对自己作品认真负责的态度着实令人敬佩。本书有两段文字，实在查不到原始资料，只好模仿当时惯用的行文口吻来翻译，一是康有为在“公车上书”里所撰写的一小段文字；二是古伯察神父在对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观察时所撰写的那段文字。在本书第五章里，作者还引用了一首上世纪30年代流传于北平的儿歌鸦片战争中的清朝历史事件，这首儿歌先由波兰汉学家夏白龙翻译成波兰语，后由法国学者翻译成法语，也因此儿歌原有的韵味荡然无存。我查了许多资料，都找不到这首儿歌的出处，只好按儿歌的风格再译回汉语，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不押韵。后将作者在介绍这首儿歌之前写的文字译成绝句，与儿歌前后呼应，过渡顺畅，读来十分有趣，同时也准确地表达了作者的原意：“吸毒成瘾家境危，败家毁业路难归，瘦骨嶙峋遍体痛，生不如死悔莫追。”

包利威是中国通，中文造诣非常高。作者为中文版所撰写的序对本书作了一个精练的概述，其主旨是学术研究不能人云亦云，没有代表性的个别事件不应成为学术研究的立足点。作为历史学家，尽可能地还原历史原貌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但愿历史学家们的研究能让我们时刻警醒：决不能让毒品再次在中国泛滥！禁毒之路，任重道远！

（本文为【法】包利威著《中国鸦片史》一书的译后记，有删节，该书已由中国画报出版社于2019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