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元的第一幅木刻：抗日游击队

“我的父亲古元是在1938年的9月8日，也就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7周年的日子，告别我的祖父母，登上列车，远赴延安的。整个抗战时期，他和那一代美术工作者一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之下，为抗战呐喊。”在2020年9月3日——也就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到来前夕，古元的长女古安村、《古元传》作者曹文汉教授和古元美术馆馆长刘春潮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日寇入侵

抗日救亡，古元的初心

“抗战时期的延安，是当时国内很多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我的父亲也是其中的一员。”年逾古稀的古安村说，“但当年他走出老家的古屋，敲开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的大门时，只是想奔赴延安，成为一名在抗日前线奋勇杀敌的战士，而不是成为一名美术家。”

古元的父亲古万建早年因生活所迫，从广东香山县（现属珠海）背井离乡飘漂洋过海到连接南北美洲的巴拿马谋生，打拼多年小有积蓄之后便“落叶归根”回到老家唐家湾镇那洲村，置办了简单的田产后，过着平静简朴的耕读生活。当时，古家的堂屋里，悬挂着的传世家训是：“和气致祥百忍成金处世端资退让，厚德载福惟善为宝持身贵养谦光”。要不是日本的侵华战争，在如此厚道的家风下熏陶下走出的后代，应是谦和敦厚的读书人。

古安村说：“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爱国抗日救亡运动时，我父亲还只是16岁的少年郎。这个消息传到广州后，正在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广雅中学）读书的他，一改往日的沉静和寡言，热血沸腾地参加了广州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是年8月31日，日军出动了6架军机，开始了对广州的首次轰炸。日机对广州的狂轰滥炸长达14个月，最多的一次轰炸多达52架日机。大轰炸的惨状激起了我父亲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烈仇恨。”

魔爪深入农村

广州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古元只能回到家乡，在村小学当一名代课老师。从小喜欢绘画的他，自发地在村里画起了抗日宣传画。多年后，回首往事的古元说，我十分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些宣传画是我第一次向社会公众展示我的绘画作品，感到很有意义。有一天，一支抗日宣传小分队来到那洲村为群众演出救亡歌曲和活报剧，宣传队的领队无意中看到古元画在墙上的宣传画，就打听“这是谁画的？”找到古元后希望他加入宣传队，古元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于是，古元就每天跟随宣传队走村串户宣传抗日。宣传队在演出场地周围放上古元画的抗日宣传画，让群众可以边看抗战节目，边看宣传画。古元也逐步接受了更多抗日救亡的思想，通过《救亡日报》《抗大》等进步报刊，对中国共产党逐步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延安充满了向往，于是毅然告别家人，奔赴延安。

加入八路军

1939年1月，刚到延安的古元最早进的是陕北公学，他为陕北公学画的墙报引起了老师的关注。正是对他绘画才华的欣赏，老师马上推荐他进鲁艺，古元于是成了鲁艺美术系第三期学员。之前，古元只画过水彩画，没有学过木刻版画。虽然他在广州求学时，受鲁迅先生推动的“新兴木刻运动”的影响，也看过凯绥·珂勒惠支等木刻家的作品，非常喜爱。延安火热的抗战生活深深打动了他，在鲁艺老师蔡若虹的指导下发奋学习木刻艺术，古元的第一幅木刻作品就是《游击队行军》。“这幅作品上刻了4个游击队战士，背着枪在田野里大踏步前进，人物形象健壮有力，纯朴生动，黑白构图饱满且富于变化，刀法组织严谨并充满韵律。”古安村说，“自此之后，他的创作激情就如泉水一样不断涌现。在延安窑洞的煤油灯下，他默默无语地把自己在抗战生活中的激情和感受，用木刻刀一刀一刀地表达出来，创作了一两百幅今天看来依然历久弥新、脍炙人口的黑白木刻作品。”

“但我父亲也没有想到，他19岁离开家乡，竟成了和父母的永诀。1940年农历正月二十七，日军从唐家前环和香洲环登陆，珠海地区全部失陷。由于爆发太平洋战争，家乡闹饥荒，我祖父祖母，姑姑古素然、古罗结和叔叔古文伦因饿病而相继去世。因为交通断绝，远在延安的我父亲是第二年才得知家中五人先后去世的惨剧。国难家仇，更坚定了他追随共产党、一定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一个人民的新中国的信念。全国解放后，我父亲回顾他在延安的创作生涯时说过，‘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生活很有意义，是前人未曾经历过的。我想把我们经历过的时代尽可能在我的画版上留下一些痕迹。’为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留下一份形象的历史纪录，这就是我父亲的创作初心。”

破敌交通线

人民的画家，古元的追求

古元在广州读书时，喜欢画的是水彩画，为什么到了延安之后，很快就喜欢上了木刻版画，而且他创作的木刻版画，被称之为“中国新兴木刻的延安学派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家”？记者请教《古元传》作者、吉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东北师大美术学院教授曹文汉。

“古元投身木刻创作，是当时的诸多具体环境条件决定的，”曹文汉分析说，“首先，当时延安的条件非常艰苦，物质异常匮乏。如果你想画国画或油画，那所需的颜料、画布、宣纸不仅难以买到，而且去西安、武汉购买的价格也非常昂贵。而木刻所需的绘画原材料是梨树，梨树比较适合当地的气候水土，在延安地区的山上生长得十分茂盛。古元他们只需就地取材，自己动手截一段梨树，锯成板，再用石头磨平，就可以创作木刻了，这就解决了绘画工具、原料匮乏等困难。而且当时我国西部地区的大多数农民都没有读过书，古元不得不思考：怎么在一个文盲占多数的乡村社会有效地传播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取得最好的宣传效果？古元他们发现，木刻通俗易懂，老少妇孺看了都明白，是非常有效的载体。古元在给我上课时就说过，‘我只想画一些农民喜欢并且看得懂的画。’”

所以，古元的心始终是和国家的安危存亡紧密相连的，是和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乃至喜闻乐见相通的。古元创作的系列木刻《走向自由》，人物原型就是一位一路护送他到延安的八路军战士。这16幅木刻，完整地展示了一个中国贫苦的庄稼汉如何不堪乡村的贫困，背井离乡到城市打工神圣的战争歌曲历史，又因为日军侵略，不得不逃难回乡。谁料想日寇的魔爪又伸到了乡间，他被抓了劳工。不甘被侵略者欺凌，他终于奋起反抗，杀死日军看守后，带着夺来的三八大盖投奔了八路军。他在战斗中边学习，边成长，终于成为一名坚强英勇的抗日战士。这个系列作品，不仅内容真实可信，且每一幅的构图、人物造型和神态都极为出色，堪称中国木刻版画的精品。

战斗中学习

“古元最初创作的作品，受珂勒惠支等欧洲木刻艺术家的影响很大。用木刻的行话来说，就是整个画面上‘阴刻’的部分比较多，所谓‘阴刻’就如篆刻上的‘阴文’，整个画面中黑色部分占比较大，让人感觉厚重，同时也给人一种压抑感，和珂勒惠支的作品风格非常接近。这样的艺术风格，在反映人物与环境的剧烈冲突，尤其是表达‘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劳苦大众的反抗与诉求，有着强烈的感染力。所以说，《走向自由》是艺术造诣非常高的杰作。”曹文汉说，“但我发现，古元后来的延安抗战时期的木刻作品风格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他的名作《减租会》《部队秋收》《练兵》《青纱帐》等，几乎采用的都是‘阳刻’的手法，感觉更接近中国画的‘白描’手法。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是因为古元每完成一幅木刻作品后神圣的战争歌曲历史，都要请村里的老乡来看一看，看看老乡喜欢不喜欢。老乡一般比较喜欢中国白描画的风格，不太喜欢人的脸上有黑的颜色，所以古元的木刻风格也出现了大胆的突破和转变，加大了画面上白色部分所占的比例，让老乡更为喜闻乐见。”

“鲁迅先生生前曾批评中国早期的木刻创作说，中国的木刻家最不擅长是木刻人物。也因此，古元在人物的刻画上下了很大功夫，他刻刀下的人物非常生动，无论是农民还是战士，神态各不相同，但都很善良、纯朴和勇敢。这些农民和战士的形象粗壮有力，动势符合中国人的动姿特点。《哥哥的假期》和《减租会》，画面都是多人组成，重点突出，有主有次，动静结合，非常和谐。受原材料尺幅的限制，有的要刻画十多个人物，如《减租会》，每个人的脑袋实际上只能刻得比蚕豆稍大一点，但每个人神态都刻画得非常生动。”曹文汉说。

练兵

1942年，周恩来总理将古元的木刻版画从延安带到了重庆，在全国木刻展上展出，引发了轰动。虽然当时国共合作，但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国统区的大多数老百姓对延安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留法归来的徐悲鸿先生看到古元的木刻非常吃惊，他后来写道：“我在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发现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古元。”

为什么美术大师徐悲鸿先生会和延安的农民、八路军战士一样喜欢古元的木刻版画？曹文汉说：“我认为古元的老师蔡若虹先生的评价能揭示个中道理。蔡老先生曾评价古元说：‘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是一个用乐观的创造精神，战胜艰苦的生活环境的年代——这一时代，在政治军事方面有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领袖们在文选中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而在造型艺术方面，却只有古元用木刻刀在木板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这些作品，既保留了20世纪40年代延安的时代特征，也保留了他本人的画品和人品。’”

曹文汉说：“蔡老先生还对古元进行了精准的艺术定位。他说，古元一方面把‘几千年空前未有的’的历史面貌的改变，当做早期创作的重要目标，一方面又把持续了几千年的没有改变的体力劳动，当作后期创作的主要对象。前者是对劳动者精神面貌的改变的赞歌，后者是对神圣的体力劳动的绝唱，两者合一，古元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劳动美的人民画家。”

青纱帐里

我们的榜样，古元的品格

今年的9月3日，恰好也是古元先生诞辰101周年的日子。如今的艺术样式，已经更为新颖多元，古元的艺术追求是否已经过时？

古元美术馆馆长刘春潮说，这让我想起一件往事，1980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古元画展》，有一位观众在留言簿上写道：“你的作品我没用几分钟就走过去了，你的作品不为现代人所欣赏，你要赶快创新！！！”我们看来，这样的批评十分无理，但古元并没有恼怒，因为他比那位留言者更了解自己的作品以及催生他作品诞生的那个时代。

“古元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版画大家，不仅仅在于他接受了珂勒惠支、麦绥莱勒等人在现实主义风格上的表现手法，更在于他能够结合中国传统的年画、剪纸等艺术特点对版画实施改良，使黑白木刻成为了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而他坚持在版画创作过程中赋予其革命性与抒情性，使其形成了具有古元风格的中国气派。”刘春潮说，“木刻版画作为一种西方传入的舶来艺术形式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既与它丰富直白的表现语言有关，更与抗战时期的大时代背景密不可分。要理解古元的艺术价值，必须先理解古元所处的大时代。在充分理解了古元所处的大时代之后，才能更充分地理解古元艺术创作的价值。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下，版画创作已经步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创作手法不断更新，表现方式多种多样，但是古元先生所倡导的‘艺术要来源于生活，服务于人民’的思想主旨始终没有改变，更没有落伍，它仍是激励广大艺术创作者需要始终遵循并不断实践的初心与动力！”

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

“我们古元美术馆除了木刻版画以外，还收藏了古元的剪纸作品。古元在1980年给日本朋友多田正子的信中写道：‘木刻剪纸是延安老乡采用民间剪纸的形式，通过专业艺术家的创作，在木板上刻画图案印制而成。剪纸作品受限于一次成型，不能复制多张，而木刻剪纸可以拓印很多，能广泛传播，发挥更多的作用。’这说明古元的艺术创作，处处为老百姓着想，是名副其实的人民艺术家。”

刘春潮强调指出：“近百年来，中国堪称书画大家的大有人在，但配得上‘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人却并不多。古元热爱生活，热爱普通劳动者，在艺术实践中躬身向人民群众学习，也以自己的创造才华为人民群众服务，他的这份家国情怀和艺术理想始终贯穿着他的全部人生，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人民艺术家。在新时代，艺术创作必须坚持古元先生所倡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方向，更好地在新时代创造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艺术作品，这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年轻艺术家来说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