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我发表一下个人的见解，权当是抛砖引玉了。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形而上学”这个词的来源，所以应该断句为“形而上”学。问题是，“形而上”究竟是什么，“形而上学”又究竟是怎样一门学问。

从“形而上”的本义来讲，它指的是与“形而下”的“器”相对应的“道”，“器”指的就是任何可以命名的物质性实体（注意不是精神性实体，也不是价值性实体），比如水杯、苹果、书本……；而这个“道”，就有争论了，一种观点认为“道”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但这种实体是作为真正“存在”的实体：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周易中国哲学经典，这个实体就是物质（其它的一切都是物质的衍生品，或者说偶性，或者是物质的表现形式）；对于唯心主义者来说，这个实体就是精神；对于二元论者来说，实体有两个，分别是物质和精神；除了这几种观点，还有比如斯宾诺莎（泛神论），他认为“实体”就是上帝，思维与广延是实体的两个属性，而具体的事物和精神现象则是属性的样式。统而言之，第一种观点认为“形而上”研究的就是作为真正的存在的存在。

第二种观点认为“道”是法则，是规律。比如在牛顿力学的体系下，“道”就是牛顿三定律，万事万物都遵循这套规律；再比如赫拉克利特，他的“道”就是“逻各斯”，也就是变化的万物在无时无刻的变化之中所遵循的不变的法则。

接着我们再说“形而上学”作为翻译词汇指的是什么，“形而上学”的英文是“”，直译过来就是“物理学之后（的部分）”，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它被放在了《物理学》之后。物理学研究的是这个世界的“存在”，而形而上学，研究的则是支撑这个世界存在的“存在”，也就是刚才所说的作为存在的存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不能是“无中生有”的，它一定有它产生的根源，而这个根源，才是真正的存在，是这个世界得以产生的原因（动力因）和意义（目的因）所在（当然你可以说，那么这个根源也需要一个根源作为它的根源，如此循环以致无穷，很好，你已经发现了康德的二律背反，可以开始批判理性了）。

如此看来，很明显，中国古代没有一种西方式的，以理性为基础，以逻辑为工具，以存在论为目的的形而上学理论。但是，这不代表中国古代没有形而上学，随着近现代的中西交融，中国的学者了解到了完全不同于中国思想的西方式思维，而西方思想之源头，很大一部分，则来自于古希腊哲学。当我们的学者融汇中西思想之后，我们发现了实际上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西方式的形而上学，但却发展出了一套不同于西方的形而上学理论，被冠以“境界形上学”，以区别与西方的“实有形上学”（持这种观点的可参考冯友兰、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

因此，总的来说，我认为，对于中国古人来说，他们是没有“形而上学”的。他们也许提出了形而上学的思想（老子、孔子……），但他们没有一套完整的形而上学理论。但当我们理解了西方的形而上学之后，我们从古人那里发现了一套不同于西方，但却异曲同工的理论，我们冠之以“境界形上学”。

但是，“境界形上学”的本质是中国学者在理解了西方的形而上学之后，对中国古代哲人思想的“形而上学”式的解读，也就是说，归根结底，我认为中国古代是没有“西方式”的“形而上学”的。这听起来很吊诡，这不是废话吗，就好像说中国古代是没有英语的，但其实这就是我要表达的意思：“形而上学”一开始本来就是西方的学问，只不过我们后人在理解了西方的形而上学之后，从中国古人那里发现了类似于西方形而上学，甚至可能优于西方形而上学的另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因为哲学不像科学，科学是普遍的周易中国哲学经典，不论你在哪里，万有引力都是成立的（经验性的），不会因为假如说我们中国从来没有发现过“万有引力”这个规律，然后当西方的科学传入中国之后，我们发现在我们这里“万有引力”并不适用。但对于哲学来说（广泛来说，就是对于一切非直线型发展的学科），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说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和西方的“形而上学”有什么区别，那么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形而上学。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是我们的学者在学习了西方的形而上学思想之后才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