爻位的承、乘、比、应关系

爻中的第二爻与第四爻，同属于阴位，它们的功用相同位置不同，因此他们时位的善恶也有不同。

第二爻，在下卦的中位，也是个小管理者了。四爻，在上卦的最下，紧邻第五爻。第四爻，虽属于高层管理者之位，但因为紧邻第五爻--君主之位，所以凶险很多。而第二爻，远离君主，不为君王所疑，做事易奏效。打个比方，第二爻相当于地方官。地方官很容易做出些业绩。而君主，也很重视地方的业绩情况，因为地方官的业绩，关系到民生状态。所以，第二爻和第五爻，是有相应和的关系的。第二爻稍微有些成绩，就容易受到第五爻君主的重视和夸奖。

但第四爻，相当于宰相，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已经不能再上升了，有盛极必衰之象，而他下面诸多大臣虎视眈眈于此尊位。旦夕侍在君侧，但言行必须谨慎，动辄得咎，惶恐不安金景芳周易全解与讲座，故常处在危惧之中。稍不留神，就会殃及自身。

六爻中的第三爻与第五爻，同属阳位，但是由于位置不同，其命运也不同。

第三爻居下卦之极，在臣下之位，故多凶害。五居上卦之中，为君上之位，象征高明中正，众星拱照，故多功。所以，二多誉、四多惧,三多凶、五多功。

所以，阳爻居于阳位，阴爻居于阴位，不一定就吉，也要看其所处地位，以及是否居中而定。

而初爻位卑势危，皆当深藏勿进；而上爻位极势危，都应谨防衰危。

从六爻位代表的事物的发展阶段而言，初位为发端萌芽阶段，应潜藏勿用；二位为崭露头角阶段，应适当进取；三位为功业小成阶段，应谨慎防凶；四位为新入高层阶段，应警惧审时；五位为圆满成功阶段，应注意处盛戒盈；上位为发展终极阶段，应注意穷极必反。这是对六十四卦总体而言，但具体卦还要具体分析。

在六爻之间，由于各爻位次性质远近距离等因素，还有四种关系要注意。所谓：承、乘、比、应四种关系，是经常要提到的。

凡相邻两爻，如阴爻在阳爻之上，称为“乘刚”，简称“乘”，象征弱者（柔者）乘凌强者（刚者），爻义往往不吉。如几阴爻都在一阳爻之上，这几个阴爻对此阳爻都可称“乘”。例如，柔弱无主见的领导，积极进取的下属。

凡相邻两爻，如阳爻在阴爻之上，称为“承刚”，简称“承”，象征卑微者（柔弱者）顺承尊高者（刚强者），请求援助。此时卦义吉凶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两爻阴阳当位者为吉，不当位者多凶。如几阳爻都在一阴爻之上，这几个阳爻对此阴爻都可称“乘”。

凡相邻两爻金景芳周易全解与讲座，都可称为“比”（比近）。两爻互比，象征事物处在邻近环境中的作用与反作用，可通过两爻的阴阳乘承关系加以分析。

在一卦中，下卦三爻与上卦三爻在相应位置上是两两相应的（即初爻与四爻，二爻与五爻，三爻与上爻）。对应之爻，如为一阴一阳，相互交感，称为“有应”；若都是阳爻或阴爻，不能交感，称为“无应”。“有应”“无应”在剖析爻象时常用到，象征事物间的和谐、统一与矛盾、对立的运动规律。

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曾说到：“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1] 前人治学，为求一善本，不惜当衣服卖首饰，一旦得到，便视如珍宝。何者？一部书在传抄排印过程中，常有错讹，有时候错误之多，影响之深，甚至导致学术界以讹传讹，一个错字沿用两千年，后人不断附会曲解，为错误来“正名”的现象也是很多的。在出版业非常“发达”的今天，我们买书更要小心。现在出的书错字之多简直难以想象，比如杨庆中的《周易经传研究》[2]，作为商务出版社“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系列中的一本，粗粗一翻竟然翻出来一百多个错字，其中李镜池先生的名字出现次数很多，却没有几次写对的。其他的书错字不多，但作为学术书籍，也不算少了，而且多是低级错误。比如金景芳先生的《周易讲座》[3]，《坤》六三的小象竟然把“含章可贞”印成了“含贞可贞”；上篇心得中提到的《周易译注》也有错字若干。

当然，作为初学者，我们选书还没有达到搜求各种版本的境界，水平有限不说，经济条件也不允许。更不要说目前书店里图书馆里能够比较容易地得到的易学书籍还是比较有限的，而我们却必须努力从这有限的书籍中根据自己的需要“择善而从”。而且，眼下的书虽然错字多，但这已经是普遍现象，实在难以侈求什么“善本”，只能依内容来选书了。

初学《周易》，当务之急是看懂经文，其次则是音义训诂——至少得先弄明白周易经传的基本意义吧？哪怕是粗通概览。前面说过的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就是一部适于在此阶段引为绳墨的“工具书”。其实《周易》的注译本现在很多，书店中可以买到的不下二十种。不过，其中有很多是“文化普及读物”，未必适合研究者使用。周振甫先生的《周易译注》很薄，内容并不繁杂，金景芳先生的《周易讲座》文字通畅又主旨清晰，陈鼓应先生的《周易译注》广征博引而独成体系，都是非常深入而浅出的注本。不过，相较而言，这几本书应该拿来互相参照，因为它们的解经思路各不相同，内容难度也是深浅不一。总起来说，周本《译注》比较省净简练，金本《讲座》比较口语化，这两本都不过于艰深，很容易读懂。黄本《译注》与前两本比起来，注释更详细，往往是综合考察多家说法才会谨慎地得出结论，这样便可以给读者提供更多材料，但是细翻起来，容易使初学者眼花缭乱。

以上几本之外，余敦康先生的《周易现代解读》、金景芳、吕绍纲先生的《周易全解》。以及刘大钧先生的白话经解传解也都是很好的参考书。除这些书外还有一些，这里就不赘述了，总的说来，《周易》自成书到今天已经两千多年，前人对易学的理解和积累是非常可观的，同时也造成了极多的歧义。发展到今天，很多说法已经很好地融合在易学传统中，即便是偏离《易经》本义的，也早已自圆其说，蔚为体系了。因此，我们并不应该独宗一家，或者把一本书当作唯一正确的经典而排斥其他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