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和下一节说明，在保留与发展科学技术上，传统中国思维方式的相对弱点。对比西方思维方式，对比图1所示近现代科技从形上到形下的层次体系，对照图1、图2所示网络式体系内在互动机制产生的发展力量，我们可发现传统中国传统学术思维方式，在以下方面的特征，不利于“科学-技术”形成体系。

(一)重实用，轻逻辑。

中国各传统思想体系表现出浓厚的实用、功利、现世主义的目的与倾向。传统的儒、道、墨、法、农等，即使他们偶尔迸发出形而上思想的火花，也会随即就和现实的、世俗的事物联系、运用起来。儒家的仁，道家的道，墨家的兼爱以及其它有关思想学派的范畴等等，一问世就开始教导世俗的人该怎么做， 怎样进行选择，其范畴本来就不能脱离“人世万事”而独立存在。特别重要的是，中国未曾诞生比较健全完整的逻辑学体系，也就谈不上建立在公理基础上的数学以及其它能超脱于世物之上的按一定规则进行自在推演的思想体系。

佛教传入后对中国影响较大， 但佛教中的佛性菩提仍是人修所能及的境界， 和西方宗教中上帝——人永远只有在他无穷远处礼拜、忏悔—— 形成鲜明对比。中唐以后佛教的禅宗，更是适应中国人的实用精神特点，对本土佛教做重大改革，即心见性、顿悟成佛。

关于中国在16 世纪以前技术在全球领先一般没有什么异议， 科学理论界关于中国在16 世纪前科学能否称得上先进有争论。应该说， 古中国产生过如阴阳五行学说、中医经络理论、周易世界运动演化理论等初步或曰朴素的自然科学体系，它们内部也存在甚至是较为严谨的逻辑推演关系。但是由于逻辑学从来也没有上升到普遍的对其它科学普遍指导的形上程度周易茶馆逻辑学科普知识，且中国数学的应用倾向太浓; 因而中国的朴素的自然科学从来未能象西方那样在数学、逻辑、实验的结合中形成自己内在的扩张发展机制。中国古代很早出现的浑天仪、曹冲称象、磁偏角不能往地心说、浮力定律、地磁理论的形上方向提升。

主要因为缺少系统的逻辑学，技术与科学之间缺少联系，中国古人获得的知识、技巧缺乏统一的形而上的概念、规律“共管”和演绎，中国传统科技基本没有走出关于对自然和社会经济做——略超出于常识的——记录很远，记录随时可能遗佚，技巧也会失传，以后要使用同样的技术不得不重新创新设计(据李约瑟考证，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明钟表，又多次失传)。

即使记录保存，它们从量的积累上最多只是后世对前世的简单加法，如药方、药物品种增加，治河疏堵技巧增加，专卖、平准、均输操作方式增加，这种增加程度还受制于历史条件的需要和自然条件的可能(如天然人药物质的多少)。更何况在宋元以后，因程朱理学在官方的兴起，科技上连记录式简单增加也受到抑制。

(二)重定性，轻定量。

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生活，对任何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定性分析远多于并压到定量分析，中国式定性分析又和两分法相联系的周易茶馆逻辑学科普知识，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据说这种思维方式，也体现在中英文行文之中，中国传统的文言文充斥着两字排比，如上下、左右、前后、美丑、忠奸；而英文词排比通过是三词排比，如the god, and ；the front, and back.

中国自战国开始学术界就已发生义利之辩，随着儒家和孟子学说的显赫，中国知识界最终倾向于采用利即不义。知识体系内遍布两分与定性，逻辑体系和数学理论就越来越难以产生，特别是后来对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都影响重大的数理统计理论和方法，更不可能得到广泛应用。

从对形下社会生活的影响上看，传统两分、定性思维方式,使人的“物欲”在产生时就受到相对抑制，即使产生，因缺乏如图1、图2所示的传导机制，能够较快地科技创新上得到响应。久之，现世的人也就不产生什么摆脱“旧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方式的非分之想。

两分、定性思维对社会生活另一重要影响是，在任何历史时刻的中国古代强权( 包括皇权、侠士与草寇) ，只要有一个简单定性，就可剥夺任何商人、官僚的，哪怕是规模再大的财产，皇权稳定和政治稳定又基本等同，这不利于社会成员形成各自财产增长的稳定预期。对比现代社会，依靠市场交换、产权体制和法律管理的框架，各层子组织的财产，都能在量上进行增长式流转。

(三)重整体，轻分隔。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重视整体思维，认识事物也总是从整体中去认识个体。

中国古代所有登大雅之堂的知识体系，首先在体系架构上都要涉及到“天、地、人”，且要以天地关系来指导人伦，这种思维方式从积极一面讲当然是认识事物的系统性增强了。但是，它一开始、一下子就试图解决所有与人类相关的问题，一开始就将形上与形下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两者都不能在层次和定量上展开，也就谈不上最终形成形上与形下相互促动发展的内在机制。

从方法论上看，现代科学研究中广泛运用先归纳后演绎，先个体再整体；然后再从一般原则和整体框架回归具体个体的科学探索方法。这种方法需要具体与一般、个体与整体的反复互动和比较，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由于其整体不能分拆开，与现代科研方法相背离。

(四)重悟性，轻实验。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重视悟性思维，轻视实验精神。儒道释的学理教义大都直接来自圣贤内心；甚至来自先于远古圣贤教导，而圣贤自己也大都述而不作，作为劳力者的实践不可能成为主宰性道理的来源。

宋代心性之学显赫之后。读书人获得知识的途径有二。一是苦苦冥想、格物致知，以图那一天豁然开朗，这种格物致知要寻找的知，并不指向分门别类的万物规律，而是指向本心与宇宙的联络和感应；二是皓首穷经，引经据典，他们所读经典，可能由于战乱散佚已经残缺不全，或面目全非。

我们不去探讨悟性思维能否达到对事物的正确认识以及它在东方曾取得的辉煌思想成就，只是但说它和近现代科学所需要实验精神相悖。

(五)重人文，轻自然。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曾经有一段思想家百花齐放的时期。但是，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划分角度看，即使是木匠出身的墨翟创立的墨家，主张重视农业生产的农家，其思想体系也都是社会科学体系，属于人文思想。

后来，随着汉武帝独尊儒术，则更是将全社会绝大多数文化人的主要精力，都引导集中在儒家思想的诠释和传承上。绝对部分在这种文化氛围上成长起来的文化人，或是其个人理想追求，或是其学术研究主题，都是如何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很少会对自然科学知识做深入关注。

任何学术思想的传承和创新，都是需要持续不断地获得财力支持的。当中国王朝政治趋向稳定时，主政者也会考虑加大学术、文化的财力支持，但是通常都体现为经史子集的重新收集和整理。

与此相对照，我国的自然科学传承，主要体现在历代历法星象官关于某些天文现象的记载，某些道士关于炼丹过程中某些现象的记载，中医从业人员通过自身的财力和精力投入开展某些著述，也有少部分已经“衣食无忧”的文化人，如张衡、祖冲之、沈括、宋应星等，“业余”开展某些自然现象的观察和分析。这种资金和人力支持，远不足以支持“科学-技术”形成体系。

以上关于中国传统学术思维方式的分析，清楚地解释了，近代科技所需的基本思维原则，都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背离，也就解释了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不能在传统中国学术体系之中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