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民本”精神的提出与当时历史发展的道路存在矛盾而带有理想主义的主观幻想。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墨子的“兼爱”学说中。历史发展要求从分散格局的局面走向和平统一的中央集权，在这样的趋势下，只有用兼并战争的方式迅速结束分割的局势探索历史中的墨子思想内容，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战争，造福苍生黎民。墨子立足“兼爱”思想，强烈倡导互利互爱，其主观有善良的同情民众的愿望。但由于无法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无法理性地理解获得国和民安的真正原因，这种互利互爱在当时无法触及和动摇统治阶级的专制地位，且无法得到广大社会成员的集体呼吁而成为理想主义的主观愿望。在阶级对立且物质财富极为匮乏的时代条件下，墨子的“民本”精神显得宝贵但又过于理想化，统治阶级不可能对百姓做到“爱人如己”，亦不会抛却等级差异，举民为贤，尚贤厚民。墨学在秦汉后逐渐成为“绝学”学术命运也正说明了这点。

其二，“民本”精神的弘扬更多地依照道德评判的方式并依托于统治者本身而带有乌托邦的空想成分。墨子伦理思想中的“民本”精神虽较先秦儒家有很大突破，但依据道德评判设置为民行道的依据则多少有些流于空想。如从“兼爱”思想出发，墨子强调“不辟亲疏”，“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官元常贵，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上》)的“尚贤”思想，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并没有看到要实行所有阶级成员的平等最关键的就是打破阶级、阶层的界限，而只是对社会关系做了孤立的道德思考，推崇“列德而尚贤”、“以德就列”的举贤方式，致使“民本”精神的发扬有了更多的局限。另外，墨子将“尚贤”的民主愿望寄托于统治者，认为“故古者圣王，为能牢以尚贤使能为政……天下皆得其利。”(《墨子·尚贤中》)事实上，在宗法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贵为最高统治者的天子能否贤能地尚贤用人不是道德所能框范的。在这样的前提下，“尚贤”也只能是平民阶层提高自身地位的幻想，墨子“民本”精神的实现在“尚贤”的不可能性与道德的虚无性之中注定会成为了臆断的泡影。连对墨子极为推崇的庄子也说：“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庄子·天下》篇)

其三，“民本”精神掺杂了宗教意味而带有虚幻的个人冥想性质。作为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一员，墨子为保障其伦理观的实行，在将美好的“民本”精神和利民措施诉诸君主的同时，也将人意上升为天意，人志升格为天志，希望借上天之力助人间之治，借天之力来匡正天下，兴利除弊。非常明显，墨子在借助天的威信和神力来警戒世人行善政义德。这种虚幻的宗教冥想让我们看到了墨子对于“民本”精神实施的无望和无奈。冯友兰先生也认为“他的‘天志’、‘明鬼’之说都不过是诱导人们相信：实行兼爱则受赏，不实行兼爱则受罚。在人心之中有这样的一种信仰也许是有用的，因此墨子需要它。”

总体而言，墨子是我国历史上替劳动阶级呐喊的思想家，墨子的伦理思想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特征和局限性，但是以“兼爱”为核心，以“尚贤”、“天志”为突出表现的“民本”精神集中凸现了墨子伦理价值观中爱民利民、平等善民、遵道厚民的道德意识和价值信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和伦理欲求，其基本精神是以民为本探索历史中的墨子思想内容，重民爱民，其中的诸多真知灼见仍值得我们今人后学不断地去挖掘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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