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五经总义类后案》：“数惟人所推，象惟人所取，理惟人所说，故一变再变而不已。”数，是中国古人对于事物的抽象理解，而其推演，符合数理逻辑；理，是中国古感人情于事物，而应以人伦道理；象，则是对天地万物——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乃至人的内心环境——的形象理解。“形象理解”，就是把万事万物“符号”化、“象形化”，而符号和符号之间，符号和事物之间，只需具备相似性，并不需要具备必然关系。这种理解世界的方法，我称之为“以象象象”。前一个“象”，是“符号”、“象形”，中间的“象”是比附、象征，后一个“象”是人类所感、观、知的事物、现象。《系辞》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文明，都出自“象”。“象”而后演为“数”、“理”。所以，我们的自然科学，天文、地理、房屋建造乃至农耕畜牧等等，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数，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周易》文字组成部分之一的《系辞》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因“象”成字，故曰“象形文字”。中国人所有的智慧——对待万事万物的思维方式，自上古文明以来，都是“模拟”、“象征”，然后根据需要对这些“模拟”、“象征”进行推演、归纳、阐发，遂开数、理之流。这种理解世界的方式，至近代西学东渐，方为之一变。

人文始祖伏羲

班固的《汉书.律历志第一上》：“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至黄帝、尧、舜而大备。”这句话是说，伏羲画八卦，“数”才由是而起。又“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也。”“算数”来表达事物，这也是顺应天道自性、天道变化的规律。这里“性命”不是生物生命，而是天性、天命。刘徽（约公元225年—295年）所著《九章算术注.序》开篇即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暨于黄帝神而化之，引而申之，于是建历纪，协律吕，用稽道原，然后两仪四象精微之气可得而效焉。”这个说法，基本还是承续班固之说，而班固之说则源于《周易.系辞》。不过，从一个纯粹而成熟的数学家口中说来，则别有启发。

数学家刘徽（约公元225—295）

当然，在远古，譬如传说中“伏羲氏”时期，“结绳记事”与“象形比物”或同用于时，但是，“象形”之学是中国文化之滥觞，“数”之成“学”则为后起。据说，中国最古老的天文学和数学的著作《周髀算经》，约成书于公元前一世纪。该书最早版本，得到确认的是南宋时期的传刻本。目前为止，还没有出土文物实证成书时间。而欧洲《几何原本》，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出土文物，都能证明成书于公元前三百年。如果，没有直接实证来证明中国的“自然科学”的基础“数学”出现得更早，那么，也只能猜测中国的“数字之学”要晚于“易象之学”。在中国来说，“数学”难免依于“象学”（即易学，“易者，象也”），则其发展受易学影响制约，也属必然。刘徽在他的《九章算术注.少广章》中就讥刺张衡：“衡说之自然，欲协其阴阳奇偶之说，而不顾疏密矣。”这是刘徽认为，张衡在确认“圆周”的时候，不是依据“数学”原理周易玄学知识总结，而是要去吻合“阴阳奇偶”之说，也就是“参天地两”之说。“参天”，就是“叁天”——自古以来，就有根据天周为“叁”而把圆周与直径比例定为“三”的说法。刘徽依据“割园”的数学办法，计算出圆周率，而因此讥刺张衡。而张衡又沿袭刘歆的观点。在张衡之前周易玄学知识总结，有个经学家、数学家刘歆：“易曰，参（叁）天两地而依数。天之数始于一……故置一得三。”为什么“天之数”可以以一抵三？有人认为，这是刘歆的观点：天是圆的，天的周、径之比是三比一。对刘歆、张衡的观点，《宋书.律历志下》记载祖冲之说：“至若立圆旧误，张衡述而弗改。汉时斛铭，刘歆诡谬其数。此则算氏之剧疵也。”这种“算氏之剧疵”，大概是中国古代“科学”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即使是刘徽，在他的《九章算术注》中多有引用、借用《周易》之处。由此，“易学”对古代中国文明的影响作用可见一斑。

古代科学家张衡（公元78年—139年）

中国古人通过“以象象象”，构建人的内在主观意识与外在客观世界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并无必然性。而要让“主观意识与客观存在”的相互关系，成为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或者“学问”，就一定要让这种关系具有相当程度的必然性。在有些文化、有些民族当中，确立这种必然性的是宗教、神学，或者以逻辑为基础的“哲学”。而中国则是“易象”之学，甚至可以理解为“意象”之学。以“意”解“象”，以“象”征“意”。由于“意”与“象”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二者之间又需要具有必然性，如果不是依靠宗教的“笃信”、“奉行”，又不具备以逻辑为基础的“哲学”论证，那么，就一定要有别的方法构建二者之间的必然性，否则文化根柢便要动摇。不论“易象”基础上的文化传统好坏优劣，只是简单、粗暴地文化否定所带来的社会危害，远比文化本身不足造成的危害更甚。而每种文化，能够存在，必要具备自洽。中国自文化诞生以来，便无时不在构建“易象”文化的自洽。这种构建，既有民间自发，也有官方自觉；既有方术，也有官学；既有江湖术士，也有学院专家。这种主观意志与客观世界的必然关系——即文化自洽——的构建过程，也正是文化形成、文明演进的历程。

中国文化这种“意”与“象”的关系构建，并不依据二者之间内在必然关系，而仅仅是一种基于生活经验所提供的“相似性”。因此，经验错觉，乃至为后世所诟病的错误，在所难免。试图将“意”与“象”之间的相似性，强要证为必然性，则是古人圣哲先贤的文化自觉。天象变迁、四时变化是客观的，其间的变化流转，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以之证“意”与“象”之必然，其为可行。所以，只要将某些自然规律与“易学”结合，则易学理论，自然“符合实际”——如此则自洽可具。把古代科学中真正属于科学的部分，代以经验形成的“意”、“象”，从而构建“意”、“象”之间的必然关系，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内在逻辑。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本上来说，并不以科学、数理逻辑为基础。因此，才有西方学者“中国无哲学”之说。假如，必要以“逻辑自洽”衡量“哲学”，则中国之哲学并无。不过，问题没有这么简单。这个是另外的话题，将来再说。中国文化的“意象”、或者“象形”特点，虽然也能从客观上催生中国古代“科学”，但是，古代中国“科学”的先天不足也由此而生。在中国文化形成之初，彼时知识分子、专家教授们，无不以构建、阐释“意”、“象”之间必然关系为己任，这必然带来主观上的以“易”治“学”、以“易”释“学”，以至于以“易”制“学”。故有刘歆、张衡、刘徽之失。中医并非完美，其流弊源系于此。关于中医，以后讲。

凡是科学规律，“援以易说”，皆勉强可通。这个时候，“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只要能够找到二者“相像”之处，说法便可以通畅。而世界万物，总有“相似”处。一句话搞定，“道皆相通”。如今，有人以量子力学的多态复合（薛定谔的猫）、光子波粒二象性等现代科学结论，来证明“易学”，便是如此。不过，如果，仅凭“易学”要推出“科学”，那就完全不可能。即便推出什么“学”来，也是无需验证真伪的学问，姑且叫“玄学”。其实，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数学、兵法、农业、医学等等，凡是能够解决客观问题的部分，必然合了自然之法，而非仅“意象”之学。不过，即便如此，大多也要“援易以说”，否则大概要被同侪讥笑为“没有文化”。

讲了这些，一些深具中国文化自大情结的人，怕是要愤怒反对；不过，也请迷信西方文化的人们，别急着兴奋，以为我是要彻底推翻中国文化。实际上，我每天坚持阅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其中也包括《周易》。是的，每天阅读，还不只是一个人孤独地阅读。还有很多真正以继承往圣绝学为己任的志同道合者，通过QQ群、YY群，一起阅读。中国之现代化，肇始于近代西学东渐；吾辈深信，中国现代之崛起，必要文化之复兴！真正继承中国文化，必先正本清源。“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为何说中国文化之源头未死，而中国文化复兴之在即？且待后文慢慢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