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古老、地位最显要的典籍,素有“众经之首”和“大道之源”

的称誉，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包括中国哲学、史学、文学、天文、地理、乐律、兵

法、韵学、算术都受到它的影响。《周易》的“生生之谓易”与“一阴一阳之谓道”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象数原型模式，在《否》、《泰》、《剥》、《复》中不断追求开放平衡与发展的高层次的动态智慧，成为中华文化的思想宝库，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过深远影响。

《易经》阴阳对立统一原则贯穿于集体无意识和心理原型理论之中，荣格把《易经》系统作为心理学“同时性”规律的一个模板。中国人通过《易经》创造了文化偶像、形成精神信仰，并在中华民族的延续过程中潜藏在中华文化圈的每个人的无意识中，成为最深厚的文化之根和强大的价值力量，上升为一种普遍有效的共时性的伦理原则和客观化的价值标准周易的心灵哲学意义在于，从而决定整个文化链条的延伸和全体民族的精神走向，先验地决定中国人的价值判断、精神创造和行为选择。世界上每一种文化都体现民族的本体精神或文化基因，中国《易经》之源的太极图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原型象征，它不但属于中国，而且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黑尔曼（James ）说，原型属于所有的文化现象，原型心理学属于所有的文化。《易经》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本体精神。当代西方心理学家把中国看作是心理学的第一个故乡，认为中国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和独特的心理学体系。认知心理学代表学者茄德纳（H. ）、情感智力理论学者高尔曼（D. ）等都直言不讳中国文化心理学对他们的影响。中国文化心理学是透过《易经》来传达其信息。《易经·系辞上》有“圣人以此洗心”的描述，《易经·系辞下》有“能说诸心，能研诸虑”的总结，明确地表现出了《易经》中所包含的文化心理学思想。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才能能够更好的理解中国文化，因为中国文化本身，包涵着丰富而深刻的心理学的意义和价值(申荷永，2001)。比如，荣格以“内向”和“外向”，分别配合以“思维、情感、感觉和直觉”四种心理要素，组建与完善其八种性格类型，与《易经》中太极阴阳、四象和八卦的形成对应联系。

1、《易经》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

《易经》对中国人的心理影响是直接在字面或爻词中表达出来。在《周易》的卦爻辞中有6个卦8次直接使用了心字。6个卦分别为：坎卦（维心亨），明夷卦（获明夷之心），益卦（有孚惠心；立心勿恒） ，井卦（为我心恻） ，艮卦（其心不快；厉薰心），旅卦（我心不快）。

属于心部的汉字在《易经》上下经的64卦中反复出现，其中如：悔、惕、性、恒、愁、惠、忧、思、憧憧等等。我们就以《易经》之“心”与投资者在市场中的心理现象和行为表现进行一一对比分析。坎卦之“维心亨”，指维有心中诚信，一本初衷，才能克服一切困难，才能亨通。中国证券市场出现各种的非理性行为，与缺少诚信有关。投资者在缺乏诚信、财务爆雷的市场中，照抄海外金融理论去操作，风险很大。

明夷卦之“获明夷之心”，指最危险的场所，是最安全的所在；最艰难的时刻，也是奋发有为的大好契机，因此投资者应当明辨是非，坚持纯正。市场风险莫测，要想精确预测市场几乎不可能。但即使遇到最困难的时候或者遇到最大的风险之时，往往是市场转折的时机，不要被心理群体出现的绝望气氛所控制，要保持清醒，善于在危险中把握机会。

益卦之“有孚惠心”，指监管者敬市场、虔诚和坚守正道，有力量、有诚意对人民布施政策恩惠，用不着预测就知道非常吉祥，即政策效果会很好。国家要保护投资者的正当利益，上市公司发行股票不是为了解困而圈钱，那么股市政策出台就会得到投资者的拥护，不用去预测也会得到政策正面作用的结果。“立心勿恒”，指如果上市公司只知道不停地向投资者索取利益，不但得不到最后的利益反而可能搞坏市场，给市场带来危机，让投资者受到风险，以非理性的投资行为对待市场，最后也得不到好处。

井卦之“井渫不食，为我心恻”，指井水污泽待清理，不能饮用周易的心灵哲学意义在于，人人同情。违规行为容易破坏的市场，无法进行正常交易，需要进行治理整顿。投资者如果买入财务爆雷股票，将承受巨大的风险，无法挽回损失，最多得到他人的同情而已。如果违规和违法事件频出的市场，在投资者的基本权利不能得到保障时，投资者只能发扬机会主义的短线操作，不可能形成长期价值投资的习惯，除非因为受套而采取处置效应行为。

艮卦之“其心不快”，指行情起来时，投资者被别人扯住小腿，不能迈步追随庄家，心中不快乐；反过来看，行情已经到了高位，应当停止跟进，因受心理群体的影响没有停止，发现错误后心里肯定也不高兴。“厉薰心”，指如果深度被套，但没有办法出场，有如抑止腰部的行动，断裂脊背之肉般痛苦，危难将像熊熊的烈火一样烧灼投资者的心，要避免出现这种后悔心理，投资者就要采取反向操作，不能随意去跟庄。

旅卦之“得其资斧，我心不快”，指身处异乡暂为栖身，但在旅途中不仅能得到足够的资金，还有生产工具，心中仍然不快活。因为缺少志同道合的人，尽管拥有物质财富，精神上缺少交流，因此心中不可能快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庄家操作股票的过程与此十分相似，庄股行情是上升了，甚至还有资金支持可以继续推高行情，但是没有其它投资者接盘，庄家进退都很困难。在监管政策和博弈格局下，坐庄难，跟庄难，出庄可能更难，很容易违法违规。因此，投资者既不宜去做庄，也不宜去跟庄，因为这些行为都是建立在其它投资者是傻瓜的假设之上，其实，投资者并不都有是傻瓜。假设其它投资者是傻瓜的结果，只能带来庄家的不快乐。

通过对比《易经》之“心”意与投资者在市场上的表现，我们发现“诚信”对资本市场的重要意义。在没有诚信的市场里，要求投资者行为合理化，无疑是缘木求鱼。诚信本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核心内容，无信不立，无信不成，只不过在历史、经济、文化、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离，这种偏离通过放大作用，使得中国投资者形成与其它国家不同的行为，即短线操作行为特别频繁，当然也成就了券商的经纪业务的繁荣。

2、易经卦象与投资者行为之启示

《易经》64卦，384 爻，拟诸形容之间，处处包含着丰富的象征性，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学的意义。

首先，易中有象，在《易经》之象辞中集中反映着这种象征性的启示，乾坤卦中包含着一种“君子之道”，包含着一种深刻的人格心理学理论。自强不息和载德厚物的精神，体现了先民独立的人格追求。但由于这种人格的象征在过去长期的封建高压统治下，这种顺从人格深深地沉没在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在现代资本市场，投资者则表现为从众行为、羊群效应甚至不为自己的投资负责的处置效应。

其次，单一卦象的六爻变化，既然象征人生的心理发展，又可分析当事人心路历程的演变与发展。《易经》认知结构讲究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是变与不变的统一。它讲究人的心理发展的同时，又强调在一定条件下，人的心理的顽固不变的一面，即每个人既是历史发展的人，又是历史与当时并存的人，因此，六爻既强调从下往上发展的过程，又着重各爻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在资本市场，我们既要分析历史的信息对当前行情的影响，因为市场永远不可能到达完善的有效，投资者的长时记忆对行情周期性反复具有重大影响；又要根据当时的各方信息的共同作用对行情即时的影响，只有这样处理历史和当前的信息，才能避免心理失误和行为偏差。

第三，在《易经》的六十四卦之中，有着重阐述心理规律的卦象。我们以咸卦为例。咸卦以艮兑相配，所表达的是万物感应之道、男女相感之情。汉字的感与应皆以“心”的象征性为主体，强调这种心理过程中的体验与感受以及情感的作用。《易经》中咸卦的心理学意义是将意识的心理学与无意识的心理学结合了起来，揭示了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的途径。实际上，《易经》从不同的侧面分析了意识和潜意识下人们认知的规律，由于人脑结构及功能的特殊性，认知失误不可避免，清醒的意识的认识可能与市场实际差距很大，因此，投资者需要唤醒平时沉睡的潜意识的功能，由直觉去把握市场的大势。因为在信息时代，投资者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也不可能对所有信息都去分析，只有通过自己的平时积累的功力，利用自己的经验去分析市场。这种直觉分析方法，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可能很准确，如果有利益冲突，潜意识为逐利意识所干扰，就不能准确。

3、易经与“共同时性原理”

《易经》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心灵，历久而弥新。在《易经》的理论阐述中，共时性的许多因素和条件同时相互作用，这些因素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既有外在的，又有内在的，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由此产生了某种机遇或结果。荣格把《易经》这种共时思维命名为“同步原理”思维，提出“共时性原则” （），并将“共时性原则”作为其分析心理学发展的内在基石。荣格说，同步原理的思维，在《易经》中达到高峰，是中国人总的思维方式的最纯粹的表现。对西方人来说，这种思维方式，从赫拉克利特之后，便在哲学史上消失，只是在莱布尼兹那里出现过一些低微的回声，但莱布尼兹是受易经启发而创造出了二进位方法。荣格发现《易经》思维是“集合”的、“共时性”的。他所说的“同步”，就是指各种联系处在“相对共时性”中，在这样的联系中，时间不是一种抽象，而是一个具体的“闭联集合体”,“它具有这样一些性质和条件，能够以一种非因果的平行对应方式，在不同的地点同时表现出来”。"闭联集合体"可以此解释和论证“集体无意识”和“原型”观念（荣格，1935）。

我们知道，线性思维的特征是历时性，而非线性思维的特征是共时性，即同步转型，或共时性（同一时期各个方面），或历时性（同一方面的不同时期）。从哲学层次上看，历时性侧重于辩证思维中的发展观，而共时性侧重于辩证思维中的联系观，在《易经》中，历时性与共时性是统一的。

“共时性原则”是荣格对中国“天人合一”以及“天人感应”观念的理解，是荣格分析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共时性原则，我们可以清楚解释中国投资者心理群体形成的历史文化基础。荣格所独创的集体潜意识所描述的是“人类有着共通的心理机能，这能透过遗传的方式，承接太古时期的潜意识。”这太古时期的潜意识，荣格称之为“集体潜意识”。人类共通的心理机能，就是所谓的“原型”。荣格深信，人类自我或人类灵魂，不受制于时空法则；心理现象，遵循着有别于物理法则的法则。根据共时性原理的解释，宇宙中充满了有意义的巧合，许多看似偶然的事物，其实都暗藏微妙的关联。两件事看似无关，其实都是宇宙整体一部分的显现。在投资者日常生活中，“说曹操，曹操到”，就是典型的共时性同步现象，因为要发生的事件，已经通过潜意识将相关信息传输到了大脑皮层。

千百万年来，人的心灵在不断地经受锤炼和调整，以适应周围环境的挑战。人的行为不仅仅受共时性中某个具体环境的影响，而且还受到石器时代以来历时性的人类心理因素的作用。比如，真正的中国人有着童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人，形成了中国人的温良。中国人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因此，在辜鸿铭看来，中国人是儿童之心灵与成人之理性的完美结合。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历时性）与理智（共时性）的完美谐和。

由于人类心理受同时性和历时性的共同作用，由人组织起来的市场结构同样受历时性()与共时性(time-)双重作用，受不同的影响，功能改变也不一样。历时性是有先后顺序的、是从头到尾的，而共时性则是程序中的某个时点不同要素间产生的各种联系、共振、共鸣。共时同時性是荣格受到《易经》影响而提出的哲学理论，荣格认为：“相符应的事件尚未呈现在观察者知觉的范围內，但却能适时地预先参与，然而只能在后来验证。职是之故，我称呼如此的事件为同时性”，这个词语不要和“在同样时间内的相混淆”(李鴻儒：《论的全型发展》，)。

通常情况下，资本市场受到历时与共时双重作用。市场结构通常是同时具有历时性与共时性，也就是具有整体性（）。当代资本市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的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一幅多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交织而成的动态图景，智本国学认为是六维作用的结果，即在国际资本、国家资本、产业资本、地方资本、机构资本和居民资本六大力量的正反作用下形成的。这有点类似于气象学中的蝴蝶效应。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一只蝴蝶偶尔煽动几下翅膀，所引起的微弱气流对地球大气的影响可能随时间增长而不是减弱进入特定的运动模式，甚至可能在两周后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风。这是气象学家洛伦兹发现大气状况“起始值”的细微变化，足可以使非周期性的气象变化轨道全然改观而提出的。“蝴蝶效应”是混沌运动的表现形式。在互联网时代，具有生命现象的证券市场信息，它的运动既非完全周期，又非纯粹随机，它们既有“锁频”到自然界周期过程(季节、昼夜等)的一面，又保持着内在的“自治”性质。

资本市场中的“蝴蝶效应”，比如1998年亚洲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美国曾经发生的股市风暴，实际上是当市场处于剧变前夜时，依赖于偶然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促变这样一种形式。它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共时态的模糊性，市场中博弈各方的类属性态不明确、力量、阵线交错难以分辨。二是历时态的随机性，因果律亏缺，共时态的博弈各方均无法保证预想的结果。由于这种模糊的、随机的现象频繁发生，人们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大量的考察，发现一种统计性的规律，从而获得必然性的认识。

“蝴蝶效应”既是资本市场历史变化的偶然，也是资本市场历史变迁的必然。历时性强调的是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强调理解今天的现实社会来源于过去的历史，有些类似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共时性强调同一时期的历史事件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强调理解某一时期的事件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强调理解某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因素是一个整体，有些类似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经济、金融活动过程总是结合了政治、文化、社会和个人心理等等多重因素的作用，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还难以完全用数学描述清楚，“蝴蝶效应”的普遍存在使建立在数学推导基础上的传统金融理论结论往往令人啼笑皆非。

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文化在对外开放中也在经历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展开，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历时性文化现象，奇迹般地投射在当代资本市场文化的共时性屏幕上。历时性存在的不同水平、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在我国共时性存在。经济活动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地域范围）的结合，是市场主体和市场客体的辩证统一关系。它具有整体性、相对性、动态性、开放性、有序性等特点。随着中国资本市场信息对外开放的扩大，国际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市场的一体化以及金融市场信息传播不对称（高度不平等），使得国际金融动荡的“蝴蝶效应”大大增强，局部的风吹草动往往会引起连锁反应。

中国证券投资者并不是一个预先设定的分析对象，他们追逐利益的本性也不是一个既成的规定性。所以，不能以纯粹认知的、抽象逻辑的、静态的共时性分析方法理解中国证券投资者的行为，而必须在人的精神、生命的动态展开、生成创造的历时性过程中，显示人性的生生不已的流动性和广大贯通的整体性，以确立投资者的主体行为形成的基础。多元并存是这一时代的主旋律，资本市场文化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是人类文化的两个基本性格，二者的统一才能合理的解释中国投资者行为的特别现象。

4、《易经》与关联式思维

利策玛（R. ）认为，《易经》充满深刻的心理学意义，包含着目前西方潜意识心理学以及分析心理学的深刻道理。他说，“《易经》中包含着荣格所描述的原型力量，这种力量代表了生命的变化以及其意义的体验”。《易经》认为，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可以用天象说明人象，用天道论说明人道，主客体是对立统一的。智本国学认为，时间是最大的客观存在，亘古不变；人性是最大的主观存在，亘古不变，因此，通过时间结构与人性结构这两大焦点可以进行现代资本市场分析。

通过《易经》的启发，荣格提出了诸如“词联想方法、积极想象方法”、“感觉、思想、直觉、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移情作用”等理想和方法。《易经》是用卦画、爻辞等符号来表达自然变化和人事休咎，辅之以种种比喻式的词语，暗示、明指、罗列以激发占者关联式的思考（ ）。《易经》中只有结论、沒有推论，即使有理论推论，往往也是关联式的思维〔 ，〕。“关联式的思维”是中国古人惯常的一种思维方式，包括想象（）、类比（）和直觉（）等方法。关联式的思维基于“自万物交感与关联”的假设，中国传统文化重视整体的圆融，缺少分析的犀利，这是近代科学无法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之一。古人利用《易经》进行预测时，用关联式方法，通过卦画、卦辞、爻辞及各种辅助性的说明，去“积极的想象（ ）”。由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易经》在占卜预测时，注重其操作形式的神秘性，一切的结果并非明白宣告，更多地是通过上述关联式的思维方法，开启人们通向无意识之门。比如，日本明治维新期间的易学大师高岛吞象，就是运用古老易经至诚无息方法，进行预测，所有结论准确无疑。《易经》相当程度就是依赖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才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易经》六十四卦中的相当部分，是古人无意识过程、历程的记录。这种联想式思考使得当事容易进入集体无意识状态，进而产生个体和群体非理性行为。

《易经》向我们揭示了中华民族精神对中国人意识和潜意识变化过程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是如何影响投资者行为的。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与《易经》同时产生并对中国人日常生活具有更大影响的汉字与中国投资者行为的关系。